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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姓3

2012-10-23 来源:高级管理员 作者:漳台王氏宗亲网 点击:13912

 第二章王位得失:五百年的潇洒与悲歌
  
   在失去王位之后,王子们的后代开始纷纷以王为姓。自“三家分晋”进入战国,历秦、西汉、到东汉初年,前后约略五百年,早期的王姓人在历史的天空中,还只是星星点点。他们有的潇洒落拓,有的羁旅徘徊,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也造成两种判然有别的命运格局。
   王诩是一个隐士,他以纵横术教出了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这样的学生;王翦是一个将军,他以勇不可挡之势助秦统一六国;王昭君是一个宫女,她以出塞和亲来托起汉匈两个民族的和平;王充是一个思想家,他用透过世俗夹缝的眼光去告诉人们一个“无神论”的天大真理。而在另一面,王诩以山间清泉、王翦以急流勇退、王昭君以寻觅知心、王充以著书立说来追求心灵的释放和自由,给历史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
   只有王莽是一个例外,他处心积虑,就是为了要攫取世俗生活中的那个最高位置——皇帝宝座,可是,当他认为终于到手的时候,他本人却被重重地摔到了地底,摔了个碎尸万段,而且,几乎没有人施以一点点同情。
   当王位在祖先们那里失去之后,王姓人就再也没有能够像模像样地重拾这个位子;而当他们向内转,致力于内心世界的修为和拓展,历史就会赋予他们一个应有的高位。这大概是“王而不王,不王而王”的第二层含义吧。
  
  
  <没有这个人,金戈铁马的战国时代将刹时变得偃旗息鼓)
  第一节王诩:战国风云的幕后总策划
  
   王诩,人称鬼谷子,战国时期魏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20年左右,诸子百家之一,是纵横家的鼻祖。他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传说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等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皆为其门下弟子。王诩前半生事于列国,后半生隐逸山林,专事授徒,著有《鬼谷子》一书。他是王氏立姓之后第一位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从其行为来看,堪称战国风云的幕后总策划。
  
  1、云遮雾绕鬼谷子
   说到王诩,能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少之又少;而说到鬼谷子,知道的人就多了,他是纵横家学派的创始人。鬼谷,是个地名,子,是古代对卓有成效的男子的尊称。很显然,与其他诸子百家不同,鬼谷子是唯一以地名、而不是以姓氏指代其名的人。由于正史没有给他立传,与其他诸子百家比较起来,他的生平事迹显得相当不可考,以致有人怀疑他只是个传说中的人物。
   不仅如此,鬼谷子究竟是哪里人,他是否姓王名诩,《鬼谷子》这本书是否为其所著,都为后世人所存疑。
   那么,鬼谷子是否确有其人呢?正史虽未曾为其立传,但无论是《战国策》,还是《史记》,都多次提到这个人,肯定其在纵横术上的高超智慧,并提到叱咤一时的纵横家苏秦、张仪皆为其弟子。至于野史一类,记叙得就更为丰富了。既然还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资证纵横家学派乃为第二人所为,那么鬼谷子就可以被认定为此一学派的唯一创始人。事实上,大多数史学家也认为鬼谷子是实有其人的。
   至于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的哪国人,可谓众说纷纭,有说他是楚国人,有说他是齐国人,还有说他是魏国人。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说法,是因为在这些诸侯国里,都有名为“鬼谷”的地名。但更多的史料倾向于认为他是魏国人,《资治通鉴》就明确说到,鬼谷子是魏人。
   如果说鬼谷子是魏国人,这就比较符合他本人的王氏出身。在民间,鬼谷子还被称为“王禅老祖”,这个“王”明显带有标明其姓氏出身的意味。公元334年面世的、至今依然存世的王氏族谱《江左第一世家王氏世图谱》里记载,王诩是周灵王太子晋的第五世孙。太子晋生活的时代与王诩生活的时代相隔大约160年左右,五世孙的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太子晋之子王宗敬“避周难于晋,家于平阳”,“晋”是指晋国,“平阳”是古地名,位于今天山西省临汾市。晋国后来瓜分为韩、赵、魏三国,王宗敬子孙生活的“平阳”恰好就在魏国的范围之内。所以,说王诩为魏国人是较为可信的。
   那么,作为一代宗师的王诩,他的身世为什么会显得如此云遮雾绕、扑朔迷离呢?这大概跟他“入世”为官时的波澜不惊、碌碌无为有关,也跟他“出世”后的隐姓埋名、与世无争有关。如果把正史与野史结合起来,我们就能描述出王诩一生活动的清晰轨迹。
  
  2、早年游走于列国之间
   我们知道,韩、赵、魏三家分晋,是以周王室承认它们的诸侯国地位为标志的。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的诸侯国地位正式确立,晋国名存实亡。魏国获得了横跨今天的山西以及河南、河北的大量土地,到了公元前390年左右,魏国建国十多年,正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势头。
   就在这个时候,王诩降生在魏国的一个士大夫家庭。太子晋与王诩之间的世系传承关系,相关族谱记载得不是很详尽,因此,现在无法确知王诩的父亲是谁。有资料说其父叫王错,《新唐书 》说王错曾为魏将军,但该书同时又说他是太子晋的八世孙。不同史料之间的说法出入太大,因此不足为凭。
   王诩降生时,老子、孔子、孙子都已谢世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以上,墨子刚刚去世,而孟子和庄子即将诞生。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对于少年王诩来说,他不能不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而发奋读书,立志扬名。那时,摆在他面前的经典著作,既有《周易》、《春秋》、《论语》,又有《黄帝内经》、《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等,他广泛涉猎,兼收并蓄,为自己打下了扎实的天文、星象、哲学、历史、医学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功底,正是在诸多方面的纵深学养,使他在日后求学或求官于列国时,总能在特殊时刻引发出其不意的命运转折。
   那个时代又是一个狼烟四起、弱肉强食的时代,少有大志的王诩并不想仅仅只做个书生,他更向往那种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政治生活。大概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他踏上了拜师学艺之路。他所学的“艺”,乃是干政之术;其旅途的第一站,就是当时的天子之都洛邑。
   此时的周王朝虽已江河日下,但作为名义上天下共主的所在地,洛邑多少还有一抹盛世浮华。据说王诩在这里拜了三个老师,一个精于天道,一个通晓兵法,一个擅长说辞。通过注重演习的手把手的传授,王诩的思想日益精进。他在洛邑呆的时间大概得有好几个年头,期间悉心关注时政,了解各国地理。因此,在离开洛邑返回魏国之前,他已经对当时各诸侯国的自然条件、风土人情以及天下大势了然于胸。
   应该可以推知,王诩返回魏国时,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当年他的先祖太子晋十五岁加冠成人礼,现在,即使按正常的二十岁加冠,他也该步入成人行列,何况他还有着比同龄人深厚得多的造诣。可是,当时的魏国正好陷入王位继承人的权力纷争,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王诩,是没有人会注意到他的。急于一试身手的他显得很无奈,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选择远走他乡,到楚国去谋事。
   自春秋至战国,楚国一直都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强国,这里江河纵横,沃野千里,物阜民丰,先秦“九薮”之一的云梦泽在其境内绵延九百里。只是可惜的是,在这样一个鱼米之乡,王诩的运气并不好,楚王一点也不赏识他,他只得靠占卜维持生计,顺便考察世风人情。传说他曾在云梦泽一带,或者说在洞庭湖边一度隐身,这可以看作是他人生的第一次静心思考。之所以有王诩是楚国人的说法,大概跟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王诩结束了隐居生活,自楚涉韩。王诩在韩国得到了很好的接待,他在外交上的特长也有了发挥的舞台,这位几经波折的饱学之士终于开始了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段风光岁月。他常常作为韩国的外交使节出使诸侯各国,屡屡为韩国争得利益。他善于把每次活动的过程记录下来,尤其善于总结智谋策略的运用,就这样日积月累,王诩的强国合纵、弱国连横的纵横学思想初步形成。
   但王诩的前半生似乎注定是颠沛流离的,与韩国一段好景不长的蜜月过去之后,由于受到排挤,他被迫出逃,投奔宋国。宋国是个小国,在七雄并举的时代,它顶多只能算个陪衬而已。因此,尽管受到了礼遇,王诩还是觉得池塘太小。这一次,是他主动选择离开,他不辞而别,到了东边的齐国。
   齐国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国家,这里的争鸣论辩之风十分盛行。按说,王诩正可如鱼得水,可是,后来的史实证明,他在这里也并没有干出什么令人称道的事情来,否则,史书肯定会记他一笔。
   似乎历史上那些入世很深的人,大多都不能著书立说;而那些入世了、后来又抽身隐退的人,却往往能够留下传世之作。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讲,尽管王诩有志不能展,有才不能用,但这正好促使他以另一种形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经过在齐国的一段惨淡经历,王诩决定顺乎天意,彻底退出世俗纷争,隐遁山林。
  
  3、鬼谷山下授名徒
   王诩的隐逸之地叫鬼谷,并因此而得名鬼谷子,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有异议。但对于鬼谷究竟在什么地方,王诩究竟在当时的哪一方天地隐居,那就众说纷纭了。
   据说,全国叫鬼谷的地名有十几处之多,像湖南的大庸、湖北的当阳、四川的峨嵋、陕西的韩城、河南的登封等等,都有叫鬼谷的地方。那么,鬼谷子究竟隐居在何处呢?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三个。
   一个是位于泰山脚下的鬼儿峪。王诩是从齐国的政坛上隐退的,他并没有走多远,就走到泰山脚下一个叫“鬼儿峪”的山谷里隐居。传说这里颇多坟地,乃鬼魂所居;久而久之,“鬼儿峪”被人们叫成了“鬼谷”。
   另一个是位于山西运城云梦山的鬼谷。云梦山又作云蒙山,这里至今还有个叫南王庄村的地方,传说是王诩的出生地,村东、村南遗有王诩及其后代的陵墓。云梦山有一条南北大幽沟,相传,黄帝把杀死的蚩尤兵卒都葬在这条沟里,每到晚上,磷灯鬼火,遍野悠悠,天阴雨湿,鬼哭啾啾,这条沟就被人称为鬼谷。王诩归隐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选择在这条沟里居住。
   还有一个是位于河南北部淇县云梦山的鬼谷。此处云梦山又名青岩山,在淇县西南十五公里,属太行山脉。这里峰峦迭嶂,气象万千,在一个洞口,刻有明代洛阳通判窦文的笔迹:“鬼谷先生隐处。”清雍正年间,这里重修王禅庙,碑文中可以看出“王禅老祖隐于洞内”的字样。此外,还有民国年间的遗迹,都标明王诩的隐居之地就在这里。
   也许再历经千年,王诩确凿的隐居之地都无法考证出来。其实,他隐居于何处,这一点并不重要,换一个角度思维,王诩既然选择了隐居,他就不想让后人了解他更多,我们又何必要在这一点上穷根究底呢?
   有些人隐居了,就从此不过问世事,王诩却不是这样,他大肆收揽天下之徒,传授游说干政之术,似乎要把自己当年无法实现的宏愿,假徒弟之手来完成。换句话说,他要以“出世”的方式,来达到最为彻底的“入世”目的。
   传说他教授的弟子,有苏秦、张仪、孙膑、庞涓、陈轸、尉缭子、毛遂、范雎、徐福等等一批人,这一长串名字,几乎囊括了战国时代最有名的外交家、军事家、谋略家,乃至说客、方士等。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看来鬼谷子的声势也不在其之下。设若在战国,没有了上述的一长串名字,那么,一个狼烟四起、金戈铁马的时代,顷刻间便化成了一个偃旗息鼓、风平浪静的时代。鬼谷子本人住在山谷,不曾下山,但他实在堪称战国风云的幕后总策划。
   但历来就有人提出疑问:鬼谷子怎么教得了这么多人呢?这种说法的可信度究竟有多大?
   包括鬼谷子在内,这一批纵横于战国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生卒年不详。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首先从这些人物活动的大致年代上来推测他们成为师徒关系的可能性。
   鬼谷子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20年间。苏秦、张仪的生年皆不可考,至于卒年,依《史记》推测,前者是公元前321年(也有说是公元前284年),后者是公元前309年,与鬼谷子的卒年大体相当或稍晚。同样地,孙膑、庞涓的生年也不可考,庞涓因败于孙膑,自刎于公元前342年,孙膑则大约在前320左右去世。至于陈轸、尉缭子,前者无法描述生平,只有事迹片断,曾与张仪有交锋;后者也一样,但著有《尉缭子》一书,大体生活在梁惠王(公元前369-前319年在位)时代。由此观之,以上几个人与鬼谷子生活的年代有着较多的重叠,师从鬼谷子的可能性是有的。但那个勇于自荐的毛遂,史载死于公元前256年,比鬼谷子晚去世60年以上;秦相范雎死于公元前225年,比鬼谷子差不多晚去世一个世纪;徐福生活到了统一后的秦代,然后率队远渡日本,跟鬼谷子生活的年代就更远了。因此,基本可以判定,这三个人与鬼谷子的师徒关系有很大的附会成份。
   我们再从史料的角度来作考证。《史记》中有“苏秦、张仪俱事鬼谷先生学术”、 “(苏秦)东事师於齐,而习之於鬼谷先生。”等语,可见,苏秦、张仪是鬼谷子的弟子,是得到后世认可的。苏秦“头悬梁,针刺股”,温习的就是《鬼谷子》的《阴符》篇;他后来施“合纵”之术,佩六国相印,使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张仪则凭着“连横”绝招和出色的外交才能,位登秦国宰相,使秦“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鬼谷子王诩是纵横家的鼻祖,他二人则是纵横家的集大成者。
   再看孙膑、庞涓。《史记》说他们两人是同学,但没有说他们师从于何人,很多野史却说他们是鬼谷子的弟子。陈轸、尉缭子也属于同样的情况。
   鬼谷子授徒,遵循一个原则,这就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这种教学原则非常符合天道,有这样的境界,他当然不会在乎后世人是否记得谁是他的弟子,这就像他并不在乎后世人是否认为《鬼谷子》这本书为他所写一样。
  
  4、《鬼谷子》是怎样一本书
   《鬼谷子》一书,分上、中、下三卷,共有十七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传。《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
   对《鬼谷子》的看法,历来褒贬不一。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谓《鬼谷子》:“便辞利口,倾危变诈。” 中唐散文家柳宗元谓《鬼谷子》:“险戾峭薄,恐为妄言,乱世难信,学者不宜道之。” 而北宋欧阳修则谓《鬼谷子》:“因时适变,权事制宜,有足取者。”为什么一本书会有如此极端的毁誉褒贬呢?简单地说,因为这是一本没有披戴任何道德外衣的谋略学著作,它主张,为了达到目的,一切被认为合理的手段都可以运用,其思想与儒家所推崇的仁义道德恰好大相径庭。
   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游说技巧。战国时代,一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须首先得到君主的赏识,而要让君主赏识,你就得游说君主。由此,游说之术,或者说,纵横捭阖之术大行于世。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形象的例子来了解《鬼谷子》讲的是什么内容。
   譬如,有一个叫苏秦的人,(这个苏秦不是对应历史上的苏秦。)他有一番统一列国的理想,决定到秦国去说服秦王,然后让秦王授予他权力去实施理想。那么在见秦王之前,他就得先收集有关秦国和秦王的资料,揣摩分析秦国的综合国力以及秦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而制定有效的攻心战术。但因为毕竟还没有接触实际,这一番分析和计划不一定完全准确,所以在见到秦王后,他得再次进行权衡、比较,进而确定更有针对性的计谋。当完全符合实际后,他就得作出决定,果断付诸实施,以达到被秦王接受认可的目的。
   以上这个过程,就是揣、摩、权、谋、决的过程,是完全在苏秦的内心里完成的,而要顺利完成这个过程,必须得借助形之于外的技巧。都得借助什么技巧呢?得借助捭阖术、反应术、内揵(jian)术、抵巇(xi)术、飞箝术、忤合术等等。
   具体地说就是,苏秦要根据秦王的想法,譬如他的品德、他是否喜欢钱财、是否喜欢美色等特点投其所好,以与之建立特殊的关系。有了关系就可以进言了,在进言时,要选择最恰当的时机,尤其要掌握对方的心理变化。要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或缺陷,并加以利用;如果发现自身有什么漏洞,则要想方设法加以堵塞。或者运用赞美对方的方法,从而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
   与秦王打交道,苏秦在任何时候都要运用好捭阖之术。捭,就是分开,阖,就是闭合。阳、动、刚、张、方都是“捭术”,阴、静、柔、弛、圆都是“阖术”。当遇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会时,苏秦就要采用捭术,主动出击;当环境与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就应采取阖术,身居暗处,以积蓄力量。
   在运用这些技巧时,要时刻做到思维敏捷、头脑灵活、知识广博、多谋善断。很可惜的是,苏秦的秦国之行,没能做到这一点,结果他不为秦王所赏识,失意而归。那为什么他没能做到这一点呢?是因为他的内在涵养不够。所以,苏秦就回到家里,刻苦攻读《鬼谷子》的《阴符》篇,这是专讲如何修炼内在涵养的。修炼内在涵养,一是炼神,以保持旺盛的神气;二是养志,以达到做事专一;三是实意,通过获取知识来充实自己。此外还要训练如何分威散势、转圆成方,明损得益等等。经过一年多的修炼,苏秦再度出发,不过这次他去的不是秦国,而是其他六国。结果他成功了,说服了六国君王,挂上六国相印。
   以上的例子,包含的就是《鬼谷子》的主要内容。《鬼谷子》的技巧,大可运用于今天的内政,外交、战争、经贸、公关乃至个人的为人处世等领域。《鬼谷子》号称“智慧禁果,旷世奇书”,有人害怕它的“赤裸裸”。其实,一些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虚伪、奸诈可能更可怕,比较起来,《鬼谷子》的可怕倒显得不可怕了。
  
  
  (王翦从不摸秦王的“倒麟”,正是他播下了太原王氏和琅琊王氏的后世辉煌)
  第二节王翦祖孙:悲喜荣辱秦地月
  
   王翦、王贲、王离是祖孙三代的关系,皆为秦将,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县)人。王翦携其子王贲助秦统一六国,居功至伟,以此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名将。但王翦能助秦打天下,却不能助秦治天下,秦终因暴政很快灭亡。颇有意味的是,暴秦走向灭亡是以王翦之孙王离在巨鹿之战中的全军覆没为标志的。
  
  1、智勇双全一将军
   在今天陕西省富平县城东北约20公里处,有一个镇叫到贤镇。传说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曾逃难到过此处,故得名到贤。在到贤镇的永和村。有一座南北较长、东西稍窄、高约9米、周长达136米的古墓。在这座古墓西侧约180米处,从南到北还依次排列着六座小冢。这座古墓就是王翦墓,而这六座小冢,据说里面埋着的是六国王侯的衣冠、图书和俘虏等。这里的一切,是为了彰显王翦助秦统一六国的战功而修的。
   在富平县美原镇还有个千王村,有两个高高的坟冢,达到二三层楼的样子。据考古学家测定,一个是王翦的儿子王贲的墓,另一个是王翦孙子王离(王贲之子)的墓。
   到贤镇因重耳而得名,却因王翦祖孙而出名。
   史料对王翦生卒年记载得不太详尽,他大概在秦昭王(前302年-前250年在位)时就已经为将;据载,王翦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去世,去世时,寿高90。照此推算,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04年左右。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推演,王翦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是太子晋的第十八世孙。太子晋的后代大多生活在晋国,或者后来的魏国,那么,对于王翦这一支是什么时候迁到了秦地频阳,史书及相关族谱都缺乏记载。不过,太子晋的子孙之所以昌旺于后世,几乎全是从王翦这一支生发开来的,因此,王翦祖孙在姬姓之王的世系传承上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当然,这是后话。
   作为一个长寿将军,王翦荡平六国的辉煌业绩几乎都是从古稀之年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他也做过不少颇有影响的大事,其中,最为值得称道的是三件大事:一是替丞相范雎捉拿仇人魏齐,二是帮助秦王嬴政平定其弟长安君的叛乱,三是辅助秦王嬴政剪除权相吕不韦。三件事件件惊心动魄,从中看出的主要不是他的军事才能,而是他的智谋与魄力。
   先来看王翦是如何设计捉拿魏齐的。范雎是先秦时期著名的谋士,他以“远交近攻” 的谋略为秦统一六国奠定坚实基础。范雎本来是魏国人,曾为魏不辱使命出使齐国,但魏国丞相魏齐却污他泄密于齐,对他实行严刑拷打,打断了他的肋骨,打落了他的牙齿,还弃尸于茅厕,撒尿于面门。好在范雎是假死,历经千难万险,来到秦国,被秦昭王拜相封侯。就是这位范雎,导演了公元前262年秦赵之间著名的长平之战。尽管在秦国春风得意,但是范雎耿耿于怀的还是他的仇人魏齐。他曾扬言要魏国交出魏齐,否则将举兵伐魏。形势迫使魏齐弃相印逃到赵国,投在平原君赵胜门下。
   长平之战后,王翦向秦昭王献计,由昭王修书一封,约平原君来函谷关赴宴。昭王依计而行,诱使平原君上钩。待平原君来时,借机扣留,将其押解至咸阳。再传讯邯郸,称不得魏齐,就不释放平原君。
   当时赵国是赵孝成王在位,长平之战刚过,他正惊魂未定,哪里还敢再惹是非。便赶紧派兵围住平原君府,要擒拿魏齐。魏齐抱头鼠窜,逃到魏信陵君那里。谁知,一向以收留四方之士而闻名天下的信陵君居然都不敢留他。魏齐走投无路,拔剑自刎。赵孝成王得魏齐之首,星夜派人送往咸阳。范雎得到魏齐之首后,令 人将其漆成溺器,往里撒尿,说:“你当年叫门下宾客往我的脸上馓尿,我现在叫你在九泉之下天天含着我的尿。”
   此时的王翦正当壮年,担任军职不久,他使秦国未费一兵一卒而得魏齐之首,解了相国范雎多年的心头之恨,王翦从此获得“智勇将军”的美誉。
   再来说王翦如何平定长安君之乱。秦昭王在位五十二年,他死后,孝文王、庄襄王相继即位,这两位秦王在位时间都很短。公元前247年,秦王嬴政即位。转眼间,王翦已成为四朝重臣。八年后,嬴政发兵再度攻赵,其中派了一路人马,由其同父异母弟长安君成峤为主将,樊于期为副将。不料,长安君在樊于期的唆使下临阵倒戈,以吕不韦纳妾盗国为由,举兵反叛。
   在这种情况下,嬴政派王翦前往平叛。此时的王翦早就从心理上摸透了长安君与樊于期的微妙差别,樊于期以知道所谓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而为嬴政所不容,所以他才会极力怂恿长安君反叛;而长安君年龄尚小,尽管有以正统血统取嬴政而代之的想法,但毕竟性格还未成熟。因此,突破口就在左右摇摆的长安君身上。
   王翦派一说客混进叛军,见到了长安君,递以王翦的亲笔信。信中先以强大的秦军与孤立无援的叛军之间力量的悬殊对比来震慑他,接着以秦王与他之间本来就是骨肉至亲的说辞来动之以情,最后说,只要你长安君悔过自新,我王翦就在秦王面前保你无事,否则就悔之晚矣。
   王翦的一番绵里藏针的言辞,使长安君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不出两个回合的周折,长安君就归降了,叛乱顷刻平息。樊于期见大势已去,单枪匹马逃奔燕国。
   但可惜的是,长安君后来并没有保住性命。以嬴政的暴虐,即使十个王翦来求,即使长安君是他的同父同母兄弟,他也不会放过这样的反叛之人。长安君死了,王翦却多了一份心机。
   接下来该轮到吕不韦了。吕不韦本是卫国人,以倒买倒卖成为巨富。他不仅善于用这样的手段经商,更善于用这样的手段干政。他在赵国见到了秦昭王用作人质的孙子异人,便眼前一亮,认为异人是“奇货”,可以囤积居奇。其实,异人只不过是秦昭王太子安国君的一个庶子,按常理,登上王位的机会几乎为零,但吕不韦坚信自己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他投下巨资,通过贿赂手段,使异人被安国君立为继承人。秦昭王死后,安国君成为秦王,这就是孝文王,异人顺理成章升为太子。孝文王登位才一年时间就去世了,异人成为秦王,是为庄襄王。吕不韦的投资开始显现,他被封为相国。
   不料庄襄王也是短命,三年之后就去世了,太子嬴政即位。嬴政继续拜吕不韦为相国,尊为“仲父”。吕不韦一时权倾朝野。
   为什么人们总是怀疑嬴政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呢?原来,嬴政的母亲原本是吕不韦的侍妾,当年异人在吕不韦家饮酒,见她姿色动人,便要求赐给他,吕不韦答应了。据说此女当时是怀着身孕嫁给异人的,而此子生下来就是嬴政。
   嬴政即位后,昔日的侍妾如今贵为太后。史书说,这位太后是一个十分淫乱的妇人,丈夫死了,她就与旧情人吕不韦再次勾搭上。但吕不韦毕竟不是个等闲之辈,他知道长此以往,必然招致祸患,便选了一个名叫嫪毐的人。冒充宦官送进宫内供太后淫乐。这个名叫嫪毐的人,其性欲不在太后之下,两人私通竟至生下两个私生子。为遮人耳目,太后设法搬到咸阳以西的雍城居住。
   几个年头过去,事情终于败露。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决定亲自出马,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但处理自己的母亲,对于秦王嬴政来说,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时,手握兵权的王翦出来稳住了阵脚。秦王要西行,他派3万精锐保护。秦王离开后,在国都咸阳,吕不韦把持国政,王翦不动声色,调遣兵力,严阵以待,以防吕不韦伺机反叛。
   嬴政在雍城以迅雷之势杀死了嫪毐和太后的两个私生子,将嫪毐车裂而死,并诛其九族。将太后迁离,废其国母称号。
   精明到头的吕不韦,在当年的投资连本带息花光之后,终究没能逃脱后宫淫乱的干系。嬴政罢掉他的相国位,遣回封地。不久,在王翦的建议下,将其赐死。
  
  2、父子奋威扫宇内
   在拔除吕不韦和嫪毐这两颗毒瘤之后,秦王嬴政正式亲政。经过周密部署,一场轰轰烈烈的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开始了。这场战争以公元前236年秦军伐赵拉开序幕,前后持续15年。期间,除了最先的灭亡韩国,王翦、王贲父子没有参与外,其他五国,要么为王翦带兵所灭,要么为王贲攻克而亡。
   秦赵之间的战争往往总是耐人寻味。赵国本不是一个缺乏将才的国家,前番长平之战,廉颇率领赵军原本据守得好好的,范雎的一个反间计,就让赵王慌忙以赵括取而代之,结果招致40万赵军被活埋的惨剧。此次王翦被秦王拜为大将,引兵进攻赵国,一幕颇相类似的戏剧再度上演。
   起初,赵国派大将李牧迎战,双方互有胜负,陷入僵局,相持达一年之久。这时,老辣的王翦用起了反间计,他通过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让郭开向赵王进言,说李牧与秦军私下有来往,欲背叛赵国。赵王闻言,撤换李牧,以赵葱代之(又是一个赵姓人!)。这个赵葱且不管前线军事,而是先将李牧逮住捕杀。李牧一死,赵国军心不稳。公元前228年,王翦向赵国发起总攻,秦军很快攻占了邯郸,俘虏赵王,尽收其地。赵公子嘉逃到北面的代,自称代王,建立流亡政府,但实际上赵国已经灭亡了。
   接下来的矛头是指向北面的燕国了。燕王喜的太子丹曾在秦国为人质,对嬴政有切齿之恨。公元前227年,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背景下,他导演了荆轲刺秦王的悲壮一幕,结果只落得个“图穷匕首见”。秦王以此为借口,派王翦率兵攻打, 燕国,秦军在易水(今河北易县境内)大败燕军。次年10月,王翦攻陷燕国都蓟(今北京市),燕王喜与太子丹率残部逃往辽东(今辽宁辽阳市)。在平壤,他们如同代王嘉一样地也建立起一个苟延残喘的流亡政府。
   推算起来,王翦是以年近八旬的高龄连克赵、燕两国的。事毕后,他上表告老还乡。秦王以其劳苦功高,予以允准。
   现在该轮到王翦的儿子王贲出场了。在韩、赵、燕三国偃旗息鼓之后,北方大部分地区已为秦有,剩下地处中原的魏国孤立无援。公元前225年,秦以王贲为将,率军伐魏。魏王假在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的内外城挖下深沟,层层守备;又派人使齐,试图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服齐国出兵救援,但齐国置之不理。王贲军很快围住大梁,因城高沟深,急切难下。关键时刻,王贲想到了一个“水”字。他引黄河之水灌城,终破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魏王室本是姬姓之王的一支毕公高的后代,作为姬姓之王的另一支太子晋的后代,王贲无意中催生了毕公高支的姬姓之王。此王催生彼王,魏信陵君无忌的后代在亡国的落寞中改以王姓。
   秦国的扫荡计划一环紧扣一环,接下来是解决貌似强大的楚国了。嬴政觉得,与楚国交战,还需借用老将王翦的力量。他把王翦从老家招来,问他攻楚需要多少人马。王翦回答,非60万不可。嬴政又问青年将军李信,李信回答,20万足矣。秦王心里认为,可能王翦年老怯战,便任命李信为大将,起兵伐楚。公元前225年,李信率领秦军杀奔楚国腹地。当时,楚王负刍当政,他拜项燕为将。项燕设下七道埋伏,与李信遭遇,李信大败,秦军逃了三天三夜,都未能逃出楚军的包围。
   李信之败,让嬴政明白了王翦的重要。他亲自骑马赶往频阳,向王翦赔礼,并请他重新出山。推脱不过,王翦仍坚持要60万人马才肯带兵。嬴政答应下来,并以自己的车马,把王翦迎回咸阳,拜为大将。公元前 224年,王翦出兵,秦王亲自送他到灞上,为他摆酒壮行。
   王翦率60万大军出发,此番他的对手仍然是项燕。上了战场后,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了:王翦命令军队构筑起坚固营垒,只守不攻。楚军每每挑战,他始终不应战。不仅如此,他还与士兵饮酒作乐,戏耍沐浴,一起玩跳远、丢石子的游戏。如此这般,居然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不仅项燕琢磨不透,就连秦王嬴政也按耐不住,屡屡派人催战,但王翦依然我行我素。
   别看王翦自在逍遥,其实这是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心理战,就看谁有耐心了。终于,谨慎的项燕也不耐烦了,他看来看去,看不出王翦除了驻守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意图,便决定率军向东移动。不料,这一移,两军的优劣高下尽显。王翦趁机追击楚军,楚军没有防备,失利后撤。秦军乘胜追击,在蕲南(今安徽宿州市)大败楚军,项燕悲愤自杀。第二年,王翦攻破楚都寿春,俘虏了楚王负刍,尽收楚地入秦,楚国灭亡。
   楚亡后,秦王有意让王翦再率兵荡平燕赵的残余势力,但这一次,王翦坚决推辞,要求返回故里颐养天年。他知道,五国既破,剩下的事情已是势如破竹了。
   公元前222年,王贲与李信一起统兵,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歼灭了辽东燕军,俘虏燕王喜,回师途中又在代北(今山西代县)俘获赵国余部代王嘉,然后由燕地乘虚直逼齐国。齐王建慌忙在西线集结军队,准备抵抗。公元前221年,王贲避开西线齐军主力,从北面直插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在秦国大兵压境的形势下,齐王建不战而降,这个坐山观虎斗的国家终于自食其果。田氏齐国本是妫姓虞舜之后,无独有偶,王贲在最终促成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同时,又一次催生出一支王姓,这就是妫姓之王,齐王建的孙子田安之后在失意中改以王姓。
   “六王毕,四海一”,在国都咸阳,秦王嬴政登基称帝,这就是秦始皇。秦始皇论功行赏,王氏父子战功赫赫,无人能及。王翦被封为武成侯,凡频阳周围之10万户,皆为王翦所属;始皇对王翦以师相称。王贲被封为万户侯。王氏父子星光闪耀,荣归故里。
  
  3、君王“倒鳞”切莫触
   春秋末年,帮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的范蠡曾留下一句发人深省的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看出勾践可以同患难,却不能共甘甜,便激流勇退,过起自己的隐居生活。而一起辅佐勾践的文种却不听范蠡的劝告,结果落得个被赐死的下场。
   有的情况下,可能还没有等到“飞鸟尽”、“狡兔死”的时候,就已经“良弓藏”、“走狗烹”了。就拿秦国来说,商鞅变法使秦国走向富强,商鞅本人却被车裂而死;白起为秦国攻城70余座,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却被赐利剑一把,自裁而死;吕不韦如此精明之人,最后也只得饮下一杯毒酒;就连名相范雎,也差点朝不保夕,不得不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余生。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功成名就之后的王翦却可以荣归故里,得以善终,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秦始皇的特意恩宠吗?史载,秦始皇“鼻梁过大、眼眉过长、肩胛耸起、声如豺狼” ,是一位“残暴成性、刻薄寡恩”的人,所谓“伴君如伴虎”,王翦是如何“伴”好这只“虎”的呢?
   对于人君,韩非子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大意是,龙属于虫类,可以驯养、游戏、骑它,然而在它喉咙下端有一尺长的倒鳞,人要触动它的倒鳞,一定会被它伤害。人君就像龙一样,他的下颌也长有“倒鳞”。
   与韩非子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的王翦,显然深谙“倒鳞”的道理。他的处世原则是:有功则已,不压群臣;惟王命是听,不议论王非;常思退而善知足,不过分计较名誉地位。正因为这样,他身为四朝元老,朝廷重臣,威信既高,人缘又好,旁人几无非议。历任相国,无论是范雎、蔡泽,乃至吕不韦,都对他十分尊重。当年向秦昭王献计捉拿范雎仇人,是王翦在军功之余修炼为人的典型例子。
   在与秦王嬴政的关系上,王翦处理得尤为出色。当他攻下燕都之后,迅即上表告老还乡。当时统一大业可谓已经完成一半,但重头戏还在后头,他向秦王推荐由其他将领来完成。这种不欲争功的心态,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而当他再度出山,结束征楚大计后,无论秦王怎么劝,他都要彻底隐退了,丝毫不想去争那最后一抹战功。对于这样一位赤诚的老将,秦王还能说什么呢?
   秦始皇对王翦礼遇有加,还有着更为心照不宣的原因。在如何伐楚的问题上,秦王曾一度犹豫。当他只有依靠王翦时,王翦非要60万军队不可,秦王只得答应。在送别的宴会上,王翦有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他先敬秦王一杯酒,然后从袖口里掏出一张清单,上面写着要求秦王赐给他咸阳最好的田土几亩、最好的房子几所,等等。这样的要求,实在显得太小家子气了,秦王只觉得好笑。在出征的路上,王翦又连连派人去找秦王,时而要他给修一座花园,时而又说还想要个鱼池,全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那么,王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真糊涂了吗?不是,他是要让秦王觉得自己确实衰老了,觉得自己确实小家子气了,只有这样,秦王才不会怀疑他有二心。试想,王翦一家伙带走60万军队,这几乎就是秦国的全部家当啊,要是他不伐楚,转过来反叛,那怎么办呢?所以这是秦王不得不提防的。王翦的做法正好打消了秦王的怀疑。
   王翦的处世哲学使他得以全身而退,但这种做法可以保他本身无忧,却不能保证他的子孙平安无事。这就像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他本人可以暂时坐稳皇帝位,却不能保证他的子孙万世而为皇。事实证明,秦王朝仅至二世而灭。
  
  4、王项两家恩怨结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朝代。秦朝建立后不久,王翦、王贲父子相继去世,王翦之孙、王贲之子王离继续为秦将。
   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去世,太子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秦王朝焚书坑儒,修万里长城,建阿房宫,把整个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危机四伏。当时,大将蒙恬统领的秦军镇守在北方边境,王离只是蒙恬的一个裨将。秦二世掌权后,赵高联手秦二世诛杀了屡立战功的蒙氏家族,这样,北疆边防军的统帅位置就落到了王离手中。似乎历史注定要把这位王翦的孙子推上秦末战争的风口浪尖。
   就在秦二世即位的同一年,秦末农民战争爆发了,点火人是陈胜、吴广。历史往往总是有着惊人的巧合,这二位农民英雄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州东南)揭竿而起、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绝音,而蕲县恰好是楚将项燕被王翦所败亡的地方。随后,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昔日诸侯纷纷复国,逐渐形成以秦朝的王离军、章邯军与楚国的项羽军相对垒的局面。
   应该说,在战争初期,秦军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但一场巨鹿之战,却让形势发生了逆转。而巨鹿之战的主角就是王离与项燕之孙项羽。
   巨鹿之战发生在公元前208年,当时,独当一面的章邯军连战连捷,杀死了项羽的叔父项梁,重创楚军。之后,章邯挥师北上,决定与南下的王离军配合,拿下整个赵国。赵王歇被迫出走邯郸,退守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号称有30万军队的王离把个巨鹿围得严严实实。章邯军则在巨鹿以南筑甬道,供应王离军的粮草,形成互为犄角、打援兼顾的态势。
   赵歇危在旦夕,乃遣使求救。各路诸侯的人马陆续赶来,见到秦军的气势,却根本不敢前进,纷纷作壁上观。就在这个时候,天才的作用显现了。项羽带领仅有的3万楚军,决定孤军出击。
   项羽先派一支偏师去切断秦军的甬道,使王离军与章邯军失去联系。接着,率全部主力度过漳河,然后破釜沉舟,只带三天干粮,以示不战胜毋宁死的决心。由于始料未及,甫一接触,章邯军大破,章邯引兵出逃。神勇楚军以一当十,直扑王离军。
   对于这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斗,偏爱项羽的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以少见的酣畅笔调娓娓道来。项羽实施穿插、分割、包围的办法,历经九战九捷,将十倍于己的王离军全部吃掉,王离被生擒。这一年,距离王翦与项燕之战刚好十五年。十五年前,王翦大败项燕,十五年后,两人的孙子再度相遇,只不过生死成败掉了个个儿。王项两家的恩怨到此算是了结。
   了结的还有王家三世为秦将的历史。司马迁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写道:“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mò)身。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太史公的话自然有其道理,但要求英武一时的王翦“辅秦建德”,也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了。
   王离死后,他的后代没有再回到频阳。王离长子王元迁往琅琊,次子王威则迁到太原居住。王翦祖孙的使命结束了,但由他们的后代所开创的中国历史上鲜见的王氏辉煌,却才刚刚埋下种子。
  
  
  (对一代美人的远嫁和亲,人们往往很少关注到她的内心世界)  第三节王昭君:人生乐在相知心
  
   王昭君,本名嫱,字昭君,西晋时为避司马昭讳,又得名明君、明妃。西汉元帝时宫女,约出生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卒年不详,南郡秭归(今湖北兴山县)人。她以出塞和亲而在中华民族关系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世人把她与西施、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1、秭归故里:昭君屈原是老乡
   有关王昭君的生平事迹,散见于《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传》等史书篇目。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她的籍贯属于南郡秭归县。三国时,吴国将秭归北部划出,另立兴山县,昭君的家乡恰好就在兴山县境内。三国后,该县建制虽历经变故,但至今仍存。所以现在说到王昭君,多说她是湖北兴山县人。
   据该县县志载,兴山以“环邑皆山也,县治兴起于群山之中”而得名。它位于湖北西部,长江西陵峡北岸,东邻宜昌,西连巴东,北枕神农架,南接秭归、而今,三峡截流筑, 坝,兴山县正好处于大坝的上游。&, lt;, BR>   说到兴山县的地貌,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把这里的万千气象刻画得形肖毕至,王昭君出生的村庄就在这群山万壑之中。如果杜老夫子没有走错的话,那么当年他访古探幽的地方,就是今天兴山县高阳镇的宝坪村。前些年,宝坪村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昭君村。昭君村里,一座占地达十亩的“昭君宅”可把人带入中古氛围。宅内有“昭君书院”、“昭君纪念馆”,宅前有“望月楼”、“妙龄柏”、“楠木井”等景致。
   最富创意的莫过于纪念馆旁的一座汉白玉昭君雕像,这座雕像一改以往昭君怀抱琵琶、一脸幽怨的俗套,而把她处理成卓然独立、手持竹简、凝神远思的形象,在南方秀女淳朴聪慧、落落大方的气质中,渗透出胡汉和亲的内在意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王昭君的形貌与性格,跟她“群山万壑”的家乡、跟家乡巴、楚文化交界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兴山山清水秀,云雾缭绕,少年昭君身感其秀,心悟其灵,自然就养成了天生丽质。据地方志和历史地理书记载,“兴山,旧为楚始封地”,也就是说,这里是楚文化的最早发祥地;而来自西部的巴蜀文化恰好在这一带与荆楚文化相遇,两种文化中强调个性、敢做敢为的特点,不能不注入到昭君的性情和血液中。
   滋养这种性情最直接的一个来源,就是诞生于楚国时秭归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屈原的出生地在今天秭归县的乐平里,乐平里距离昭君所在的宝坪村只有不到二十公里的路程。南宋范成大有诗:“绝代昭君村,擎世屈原宅。”在今天秭归县城的城门旁,并排竖立着两块石碑,分别上书“楚大夫屈原故里”和“汉昭君王嫱故里”。他们俩实在算得上是真正的秭归老乡。
   在《离骚》当中,屈原自叙世系的第一句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他说他是高阳的后代子孙。高阳就是远古时代“五帝”之一的颛顼帝,传说颛顼帝是楚国的老祖宗。今天宝坪村、或者说昭君村所在的乡镇,就是以“高阳”来命名的,这更进一步说明,古老的楚文化把昭君与屈原的心理距离拉得很近,一向以香花香草自喻和有着独立人格的屈原,应该说会更直接地塑造早年昭君的性格。
   拉近他们距离的还有一条名叫香溪的河。香溪从神农架的群峰中流来,环绕宝坪村而下,向南流到乐平里,然后再逶迤着向西南方向汇入长江。即使在今天,香溪的水依然碧绿如翠,在入河口,人们能清晰地看见,一条清流是如何汇入到长江的滚滚浊流中的。据考证,香溪的水之所以这样翠绿,是神农架山地石灰岩质地造成的。一条香溪河,哺育了屈原和昭君;而在历史的河流里,昭君则仰承着屈原的伟大人格。
   正史似乎不太愿为王昭君这样一个人物立传,而在汉元帝或匈奴的传记里,涉及到昭君的文字又是惜墨如金,因此,昭君的生卒年已很难考证,只能大致推测她约生于公元前一世纪中叶,时为汉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晚期。史书称她为“良家子”,意谓是一个清白人家的子女。昭君大概在两三岁时,汉宣帝死,汉元帝即位;在十五六岁时,亦即公元前36年,汉元帝昭示天下,遍选秀女。作为南郡的代表,王昭君被选中。就在这一年,她辞别故乡,先北上,再西入帝都长安,在汉元帝的后宫里充为宫女。
   作为皇帝,后宫佳丽数不胜数,他很难忙得过来;而作为宫女,为得到皇帝召幸,常常望眼欲穿,不少红颜就这样凄然老死在宫中。宫女只有被皇帝召幸了,才有可能升为嫔妃,进而一级级攀升,乃至攀升到皇后。昭君虽才貌过人,但呆在宫中好几年,连皇帝的影儿也没见着,更别说召幸了。她的这段非人生活,被《后汉书》记录下来,该书写道:“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
   汉朝皇帝召幸新人,往往先看画像。正因为有此一举,后世文人才附会出毛延寿索贿不成,把昭君画成丑女、以致不得见召的故事来,其实,这是历史上子虚乌有的事情。
   但后人还是得好好感谢汉元帝的未曾“召幸”,否则,后宫里顶多增加一个普通的嫔妃,而历史却少了一个光艳照人的王昭君。所以,当昭君在二十岁左右以绝代姿容盛装登场时,历史霎时被点亮。
  
  2、历史呼唤昭君,昭君选择历史
   自公元前三世纪兴起以来,中国北方的骑马民族匈奴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与中原华夏民族的纷争。在汉匈关系史上,前期是匈强汉弱,到汉武帝之后,则变成汉强匈弱。而到了汉宣帝、汉元帝时期,匈奴开始内附于汉朝。这是此前的民族关系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这种现象以匈奴单于诚心诚意向汉朝请求和亲而达到高潮。因此,是历史契机呼唤一个王昭君式的人物的出现。
   王昭君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和亲使者,但她却是第一个主动要求远嫁单于、出塞和亲的人。设若没有王昭君的主动,而是一个半推半就的女子出塞,那么这个女子在历史上的位置、这次和亲的效果将可能根本改变。因此,历史呼唤昭君,昭君也把握住了命运,选择了历史。
   那么,匈奴是如何由强转弱、进而臣服于汉朝的呢?
   秦始皇曾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筑万里长城拒之。但他阻挡不了一个庞大的匈奴政权的诞生,这是一个以单于庭(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为中心、东起辽河、西达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接长城的奴隶制政权,当时它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
   汉初,汉高祖刘邦迫于匈奴骚扰,曾亲率大军出击,结果被围七天,差点死在那里。认识到匈强汉弱的现实,汉高祖决定用和亲的办法来解决北方边患。他准备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嫁到匈奴,由于吕后死活不肯,才找了一个宗室女儿冒名公主嫁给单于。自此,历朝汉皇都执行这一政策。这一政策换来了边境的相对安定,换得了一个国力的恢复期,但它毕竟带有被迫的、甚至是赎买的意味在里面,不能改变隐忍挨打的根本事实。因此,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的增强,这一政策发生了转变。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对匈奴大举用兵,他采取强力反击、长驱直入、穷追不舍的方针,先后派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对匈奴实施毁灭性打击,终于重创匈奴。自此,匈强汉弱向汉强匈弱方向转变。
   但匈奴毕竟没有被征服,汉匈纷争依然存在。把匈奴带上生死存亡关头的,不是外力,而是这个民族的一次内乱。汉宣帝在位时期,享有法定继承地位的稽侯狦(shan)被立为呼韩耶单于。由于权力斗争的激化,不久,在匈奴的辖区内,出现了五个单于并立的局面。经过残酷拼杀,呼韩耶消灭了其他几个单于,占领单于庭。但没多久,呼韩耶的哥哥又自立为郅支单于,郅支单于打败呼韩耶单于,进驻单于庭。
   匈奴的内讧,招致周边属国的叛离攻伐,再加上罕见雪灾的摧残,终于把这个民族推向濒临灭亡的边缘。就在这个时候,呼韩耶单于产生了一个大胆而又英明的想法,那就是,向汉朝表示臣服。他知道,匈奴已经到了“事汉则安存,不事汉则危亡”的地步,他必须力排众议,南下叩塞。
   公元前51年,就在王昭君降生一到两岁的时候,呼韩耶单于,这位昭君未来的丈夫叩塞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表示愿意参加这年正月对汉天子的朝贺活动。汉宣帝以极高的规格接待了他,欢迎匈奴成为汉朝的藩属。自此,汉匈长达150多年的敌对关系告一段落。在汉军的帮助下,呼韩耶重新夺回了单于庭。
   但这并不意味着汉匈边境已经平安无事,十多年后的汉元帝时期,汉朝军队消灭了呼韩耶的劲敌郅支单于。如果说早年的臣服还多少带有一点游移的话,那么郅支单于的消灭,使呼韩耶认识到,只有彻底依附汉朝,才能确保匈奴的安全。就这样,一次全新的和亲行动开始了。公元前33年,呼韩耶单于再度入朝,他向汉元帝“自言愿娶汉氏以自亲”,真诚而又迫切地请求娶一位汉家女,以确保汉匈长久的和平安宁。
   作为汉朝一方,汉元帝应该能够认识到,匈奴的彻底归附将开创不同凡响的新局,他当然从心底里欢迎这种和亲,这是一种双方在自愿和平等基础上的和亲。汉元帝决定从他的后宫里选取一位宫女来担当这一使命。
   这一使命之所以能落到王昭君的身上,是跟王昭君“乃请掖庭令求行”的举动分不开的。当时,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不主动,并不一定会轮得上她。那么,王昭君为什么要主动请行呢?
   综合史料分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她强烈渴望摆脱后宫生活,所谓“积悲怨”,不仅仅是对不能得到诏幸的悲怨,更多的乃是对牢笼般生活的悲怨,因此,当一旦有机会,她自小就有的向往自由的个性被充分激发出来;第二,她已做好面对朔北苦寒的思想准备,她本是一位农家女,大山锻炼了她吃苦耐劳的品质,相对于宫中连做女人的正常权利都被剥夺的现实,“胡天八月即飞雪”的天气又算得了什么?第三,她领会了此次和亲的使命,并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完成此一使命,对于这一点,从她出塞后一系列的行动中可以得到印证。
   就这样,在临辞大会上,在汉元帝和呼韩耶的目光注视下,王昭君登场了。对于这一历史时刻,《后汉书》里这样写道:“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同影)裴回(同徘徊),竦动左右。”
   昭君为何要如此打扮?如此表现?第一,马上可以开始一种新生活了,这是喜悦心情的自然流溢;第二,毕竟有五女竞争,不如此,何以胜出?第三,居然要在这种场合见到那个从未谋面的元帝,他一定自认为阅尽人间美女,今天,正好可以给他再开一次眼界!
   果然,见到昭君的美目流盼,元帝失态了。《后汉书》是这样写的:“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这是一位敢于把握、也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奇女子的惊鸿一现。公元前33年,这位绝代佳人踏上了出塞远嫁的路,为此,汉元帝将这一年改元“竟宁”,意谓边境从此永得安宁。呼韩耶单于封昭君为“宁胡阏氏(yanzhi)”,宁,与元帝年号取同一意思;宁胡,意谓是昭君给匈奴这个民族带来安宁;阏氏,是匈奴对单于妻子的尊称,意谓昭君此去,将享十分尊崇。
  
  3、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
   昭君出塞,得从长安远抵单于庭。对于出塞路线,史料记载不明,今人根据呼韩耶单于入塞的路线,精心绘制出一份“昭君出塞路线示意图”。从图上看,昭君从长安出发,首先到达五原,即当年呼韩耶叩塞之处。这条线路基本上是秦朝时就已经开凿好了的直道。然后朝西走,一直越过长城,这样,就进入匈奴管辖的地盘。从长城至单于庭,还有着更为艰险的路途,其间受阻于沙漠、戈壁,必须几经绕道,昭君方可最终抵达丈夫的家。南北朝诗人庾信用“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来描绘出塞之苦,而元朝人张翥则用“队队毡车细马,簇拥阏氏如画”来形容远嫁之盛。究系如何,作为后人,就看各人的理解了。
   作为一个出自南国的大家闺秀来到朔北,昭君必须得克服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的不适,才能融入匈奴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些其实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她不得不先后嫁给两代单于。
   从年龄上推算,呼韩耶至少比昭君大三十岁以上,他们共同生了一个男孩,叫伊屠智牙师。不久,呼韩耶去世,他的长子雕陶莫皋被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匈奴有“父死妻其后母”的婚俗,昭君被要求再嫁给新任单于。面对这种阵势,受过礼教熏染的她犯难了,她给汉朝皇帝上书,要求返回故土。当时已是汉成帝在朝,“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以今天的眼光看,昭君的再嫁是符合个性自由的,更是符合人性的。但在彼时彼地,转过思想上的这道弯,她得付出何等的勇气!她知道,自己的婚姻是跟常人不同的,除了生儿育女,在这婚姻之上,还得托起两个民族的和平与安宁。
   昭君与复株累若鞮单于的夫妻生活持续的时间较长,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事实证明,在追求自我幸福的同时,昭君从未忘记自身的使命,为了汉匈和平,在昭君之后,她的女儿、女婿、外孙,乃至她在秭归老家的两个侄儿,都一直奔忙在两地之间。虽然史书未予记载,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假如没有昭君的言传身教和谆谆告诫,她的后代未必会有这样的自觉和自愿。
   昭君出塞,至少有以下几点不可抹杀的历史功绩:第一,在中华民族的关系史上,它开创了民族与民族之间平等协商、互存共荣的先例,从而成为以和亲的形式达到“交和结好”目的的典范。第二,它开启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主动接受中央王朝领导的先河,这对于后续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乃至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不可小视的先导作用。第三,它进一步增强和巩固了汉匈之间业已存在的和平友好关系,实现了真正的化干戈为玉帛。
   那时,北方边境出现了“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的喜人景象,造成了“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民休息六十余年”的安乐局面。清光绪年间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出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鸳鸯砖,以及1954年包头召湾汉墓出土的载有同样内容的瓦当,都充分证明了昭君和亲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但王昭君用一己之身换来的和平,在她去世之后被另一个王姓人所打破,这个人就是王莽。公元8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连出昏招。他限制匈奴与周边小国的交往,责令匈奴人改多音节名为单音名,并把“匈奴”改为“恭奴”、把“匈奴单于”改为带有侮辱性质的“降奴服于”等等,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严重干涉了享有高度自治的政权的内部事务。不仅如此,他还陈兵几十万,毫无由头地要策划攻打匈奴;他把匈奴划分成十五个部分,意欲实行瓦解削弱。
   王莽的行为当然地激起匈奴的强烈不满,北方再度陷入混乱纷争之中。由于昭君女儿和女婿的强力斡旋,才没有招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但以往那种“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盛况,即使历经东汉初年的几经修复,还是变得从此不再。
  
  4、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在今天呼和浩特市南郊十公里大黑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上,有一座昭君墓,昭君墓高达33米,占地1.3公顷,其形制已经接近中原地区汉代帝王的陵墓。昭君墓还有一个名字叫“青冢”。据《太平寰宇记》载:“其上草色长青,故曰青冢。”《大同府志》则说:“塞草皆白,惟此冢草青,故名。”地理志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之所以呼昭君墓为 “青冢”,其中更多的应该是凝聚着当地人们对昭君的敬慕和颂扬之情。
   除了呼市南郊的昭君墓,在内蒙其他许多地方都有昭君墓,据统计,这样的昭君墓多达十多座。这说明,各地百姓都爱戴昭君,都希望和她亲近,并得到她的护佑。从前,百姓们逢年过节总要到昭君墓前焚香祭奠,而今,这种祭奠升格为呼市一年一度的昭君文化节,这个节日已成为呼和浩特市的标志性文化。
   昭君墓被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誉为“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而对昭君和昭君出塞的评价,历来成为后世文人和史家们绕不开的话题,有关昭君的诗歌、戏剧、音乐和绘画作品,可谓数不胜数,单从诗歌作品来看,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怜其远嫁”到“赞其所行”的过程。
   最早的诗歌是与昭君同时代的焦延寿的《萃之临》和《萃之益》,前者谓: “昭君守国,诸夏蒙德。异类既同,崇我王室。”后者谓:“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焦延寿比昭君还要年长,他把昭君出塞看成是为国家筑起了一座长城,并把“交和结好”肯定为和亲的主旨。即使在今天,这种认识也是相当深刻的。
   但自魏晋至唐,文人们的整体基调是“怜其远嫁”,始作俑者是晋代“石崇斗富”中的那个石崇。在《王明君辞》中,石崇把昭君出塞的悲怨推上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认为出汉宫、奔塞外是“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口气中,十分蔑视匈奴这样的边境民族。
   “怜其远嫁”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这三人落笔,没有大汉族主义的偏激,而是赋予了“昭君怨”以无限优美的意境。李白谓“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杜甫谓“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都是相当值得人细细吟味的。白居易则把“怨”的矛头转向君王:“自是召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但自中唐至宋,一直到元、明、清,对出塞持颂扬态度的诗词多起来。唐人张忡素诗云:“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盛赞和亲带来的和平景象。明朝人赵介在《题昭君图》中又提高了一个层次:“旁人莫讶腰肢瘦,犹胜嫖姚千万兵。”这里的“嫖姚”代指霍去病,意思是,旁人不要惊讶昭君削肩细腰,她比霍去病的千军万马还要更胜一筹。
   在所有“赞其所行”的作品中,就思想境界来说,应首推王安石的《明妃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北宋时期的悲情改革家,堪称王昭君的千古知音。在《明妃曲》里,王安石以几乎潜入王昭君内心世界的写作状态,描摹出美人在汉宫中的感受:“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然后,他并不从民族大义出发,而是从人性出发,从人生哲学的高度,发出“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的惊世骇俗之论,在他看来,皇帝的诏幸实在是不值一提的所谓“恩宠”,而胡人的真诚相待使昭君获得了平等的人格,这才是千金难求的。人生的最大快乐莫过于“知心”,昭君主动请行,不就是为了奔着寻找“知心”而去的吗?在无视个人感受的时代,独独只有这个北宋时的王姓本家抓住了王昭君的真心。
  
  
  (在把王姓推上历史的第一个高峰之后,他本人则重重地摔到地底)
  第四节王莽:从道德偶像到乱臣贼子
  
   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魏郡元城(今河北正定县)人,西汉末年外戚,新朝的建立者。他以“道德偶像”而被万众拥立为皇帝,又以“乱臣贼子”惨死在全民声讨的汪洋中。
  
  
  1、一个豪族的传奇崛起
   王莽出自于妫姓之王。妫姓之王的血缘始祖是虞舜,到西周初年的胡公满开始闪耀于后世。胡公满的后代田完入齐,其子孙取代姜氏齐国而建立田氏齐国,公元前221年,田齐为秦所灭,末代齐王田建之孙田安成为妫姓之王的得姓始祖。田安之孙王贺是汉武帝时的绣衣内史,他从东平陵(今山东东平县东)迁居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委粟里,从此开创有名的元城王氏。王贺生子王禁,王禁生子王曼,王曼就是王莽之父。由是,我们可以列出一个简略的世系表,王莽的根系来由就可以一目了然;
   第1世:陈胡公满
   第11世:陈完(入齐后改称田完)
   第27世:齐王田建
   第28世:田昇
   第29世:田安,得姓始祖
   第30世:田遂,改称王遂
   第31世:王贺,迁居元城
   第32世:王禁
   第33世:王曼
   第34世:王莽
   汉武帝时期,天下征伐不断,民众不堪驱使,群起抗争。身为绣衣内史的王贺奉命巡查魏郡(今河南临漳),监督地方官逐捕“盗贼”。他行事平和厚道,遇畏缩不前、临阵脱逃者,往往纵而不杀,而别处御史则诛杀二千石以下官吏及连带处死者不下万人。因为这个原因,王贺以奉使不称职被免官。回到老家,他又与东平陵终氏家族结怨,到后来,不得不从原居地举家迁往元城定居。王贺毕竟是一个讲究德行的人,在元城颇受人尊重,被举为乡老。
   元城王氏的发迹颇富戏剧性。王贺之子王禁,本是一个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之徒,此人生了四女八男,次女名叫王政君。此女很小就被其父许配人家,未过门而丈夫病死;后改嫁给东平王做姬妾,未进王府门,东平王又死。
  许嫁之人全都暴病而亡,王禁十分奇怪。公元前53年(汉宣帝甘露元年),汉室大选宫女,这一年,王政君十八岁,王禁把她送去参选,结果竟然被选中入宫。适逢皇太子刘奭的爱妃司马氏死,刘奭十分悲伤,汉宣帝令皇后挑选五名宫女,供太子另选妃子,王政君位列其中。也是无巧不成书,她刚好坐在最靠近太子的位子上,太子还沉浸在思念司马氏的悲痛之中,无心选妃,皇后催促,他便随意指了指靠近自己身边的一位宫女,就这样,王政君通过这个十分偶然的机会成为了太子妃。
   太子刘奭并不喜欢王政君,谁知才侍宿一夜,王政君竟然怀孕生子。宣帝听说有了嫡孙,高兴万分,亲自给他起名为刘骜,宠爱至极。公元前49年,宣帝驾崩,刘奭即位,他就是汉元帝。刘骜是他的长子,被册立为皇太子。母以子贵,王政君被封为皇后。
   但王政君的皇后位置并不稳固,元帝一生,对王政君很冷淡。他宠幸两个妃子,一个是傅昭仪,一个是冯昭仪,傅昭仪生个儿子叫刘康,冯昭仪生个儿子叫刘兴。元帝一度想把皇后的凤冠戴到傅昭仪的头上,并想废太子另立。好在未得实现,否则也就没有后来王莽的戏了。
   公元前33年,大概是刚刚把王昭君远嫁匈奴后不久,元帝死于未央宫,终年四十三岁。刘骜继位为汉成帝,这样,王政君就顺理成章地升为皇太后。
   西汉政权的一大特色,就是外戚盛行,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换了,当政的外戚也跟着前赴后继地换。即使温柔敦厚、毫无野心如王政君者,当儿子登上皇位后,她以皇太后的身份,无论如何也得先把王家的兄弟提拔提拔。如前所述,王政君有八个兄弟,除了一个早逝外,其他七个全被封侯。这其中,王凤以皇舅身份被拜为大司马,领尚书事,掌理朝政。
   那时候,朝廷内外,王氏子弟或王氏至亲几乎把住所有要害部门,王氏外戚一个个显贵无比、趾高气扬,骄奢淫逸。元城王氏开基也就不过两三代,转眼之间,竟成天下豪族,时人见之,无不争相奉迎,顶礼膜拜。
   但是,在这一片煊赫之外,却有一个王氏至亲显得异常落寞,被遗弃在元城老家,无人理睬。这个人就是王政君的亲侄儿王莽,王政君早逝的那个兄弟叫王曼,王曼就是王莽的父亲。王曼死后,年幼的王莽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十分清苦。十二三岁时,他看见自己的叔伯、姑姑一个个远走长安,这些人临走前,从来没有想过,要跟王莽招呼一声。一颗幼小的心灵,在痛苦中煎熬,这颗心,要么在痛苦中沉沦,要么在痛苦中爆发。
  
  2、一个万众拥立的“道德偶像”
   在过去的中国人看来,孝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孝顺,就意味着他会遵守秩序,忠于国君。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人创立了一个社会赏罚机制,那就是,把官位作为孝行的报答。为了升官,历朝历代,千奇百怪的“孝悌”行为层出不穷。
  王莽就是一个孝悌的典范,他事母至孝,对长兄的遗腹子视如己出。他为人慷慨,经常周济别人;他恪守古礼,路上遇到年纪比自己大的人,一定要退避三舍,躬身等长者走过,才直起身子;他每次去见师长,都郑重其事地沐浴,然后穿戴整齐,带上礼品。
   不管怎么说,王莽早年的恭俭孝顺出自天性,而并非伪装。公元前22年(汉成帝阳朔三年),大司马王凤病重。王莽遵从孝道,赶到王凤府上去照顾病人。见伯父偏瘫在床,他代替仆人,亲自给王凤端屎端尿,“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尽心竭力。
   疾病使王凤感觉到了异常的虚弱和无助,他没有想到是这个平时没怎么关照过的侄子给了自己最需要的亲情,不禁为自己以前对王莽的忽视深感愧疚。弥留之际,王凤郑重地把王莽托付给太后,要求多加关照。
   根据王凤的遗愿,朝廷任命王莽为黄门郎。这一年,他二十四岁,他一生颇富传奇的攀升之路由此开始。以前,每次王氏子弟入仕,经常能听到各种风言风语,而任命王莽后,王政君听到的却是由衷的赞美之声。大家都觉得,这样出众的人才早就应该进入仕途了。太后对王莽不禁刮目相看,她觉得,只有这个侄儿可以担负起光耀王氏门庭的重任。不久,王莽被升为射声校尉,进入中级官员行列。
   王莽给官场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他一点也不因身为外戚而有任何骄气,对谁都是和和气气,谦恭有礼。王氏子弟大都不学无术,而王莽却精通典籍,学问出众;王氏子弟争相揽权纳贿,而王莽却清廉自守,一尘不染;别人处理政务难免掺杂私心,而王莽却不偏不倚,处事至公。大家提起王莽,有口皆碑。
   从晋升之路中,王莽切实体会到了声誉的重要性,他的道德热情被进一步激发。他俸禄不多,却经常倾囊资助别人;他倾其所有,把长兄遗腹子的婚事办得隆重盛大。侄子婚礼那天,正好王莽的母亲身体不适,在婚筵上,王莽屡次离席,进入后堂。客人们不解其故,询问仆人,才知道是王莽不放心母亲的病体,去服侍母亲用药了。
   他买了一个漂亮的女子,放在家中。此举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纷纷。正当人们陡生疑惑时,王莽公布了答案,原来,这个女子是他为朋友朱博买的。这位朱博,政绩卓异,可惜一直没有儿子,王莽此举是为了帮助朋友延续后代。
   终于有人出来发言了,公元前16年,王莽的叔叔成都侯王商向汉成帝上书,要求把自己的封地分给王莽。这实际是在为王莽讨封。有人带头,众多儒学名士也趁机上书,颂扬王莽的品行。于是,在三十岁这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封邑一千五百户,晋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
   此后,王莽经常随侍在皇帝和太后左右,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和权势的大臣。虽然如此,他的作风依然不改,居官恭谨有加,地位越高,为人越谦和。他把封地上的收入全部用来资助儒生和名士,自己简朴度日。他把自己任内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符合儒家标准。太后和皇帝都庆幸选对了人,不断委以重任。又过了八年,深受舆论支持的他接替退休的叔叔王根,成为大司马,社会舆论终于把他推到了万人之上,这一年,他38岁。
   做了大司马之后不久,王莽的母亲病了,达官贵人纷纷到王莽家探望。出来待客的妇人穿着粗布衣裙,脸上也不施脂粉。贵夫人们都以为是王家的女仆,及至介绍才知道竟然是王莽的夫人。轰动效应可想而知,一时间,王莽家的俭朴作风传遍长安,全城的奢侈之风随之大减。
   通过艰苦的斗争,王莽动员朝廷通过了著名的“限田令”,禁止豪强大户占有过多土地。他以皇太后的名义,宣布把王家的所有土地,除了坟园之外,全部捐给贫民,以此带头推动“限田令”的实施。这几把火烧得非常漂亮,一时间,王莽为首的政府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整个下层社会欢欣鼓舞,以为天下大治的时代终于就要来临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个当口,汉成帝去世了。由于无子,召定陶恭王之子继承帝位,这就是汉哀帝。汉哀帝就是当年汉元帝宠幸的傅昭仪之孙。新的傅氏外戚当政,王莽被迫退出权力中心,远徙南阳闲居。这一居就是六年。
   他一如既往地维护着自己的道德形象,他知道,这是他政治生命的基础,必须倾尽全力,把自己打扮得毫无瑕疵。
   这时,他家里出了一件意外事情。他的二儿子王获一怒之下,失手打死了一个奴婢。当时的豪贵之家,每家都有几百名奴隶,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失手打死了,官府罚几个钱就了事了。王莽却不这样看,“天地之性人为贵”,在儒家看来,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经过痛苦的权衡,他命令王获自杀以赎罪。
   王莽的决定遭到全家人的反对,但他的意志最终不可违背,经过几天的争执,王获只有自杀。这件事震动了整个社会。人们没法不震动,人们没法不感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确实已经接近了圣人的高度,让人只能仰视,心怀惭愧。在这个裙带成风的时代,王莽的行为像一盏明灯,给人们的心灵带来了希望。他俘虏了所有人的心。
   有时也是天助王莽。汉哀帝是历代皇帝中最不争气的一个,他封的外戚,个个都是无能之辈。在封完外戚之后,他本人则与一个叫董贤的漂亮侍从搞起了同性恋,曾一次性赏赐给董贤二十万亩土地,不久又任命22岁的董贤为大司马。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他甚至想把皇位让给董贤。公元前1年,二十五岁的汉哀帝死于淫乱的后宫生活。
   一直独居深宫的王政君再度登场,她火速召王莽进宫。王莽来到长安的第一件事,就是剿灭董贤,选立中山孝王之子、九岁的刘衎即位,是为汉平帝。王莽官复大司马,天下归心。
   第二年,南越人向朝廷进献了一只白雉、两只黑雉。儒生们一查古书,《尚书》记载周朝之时,越裳氏曾向周成王进献白雉。这件事在此时重现,显然是“周成白雉之瑞”。于是有人上书,应该像封周公那样封王莽为“安汉公”,增加二万八千户封户。此议一出,群臣纷纷响应。王莽再三辞让,最后接受了称号,但拒绝接受封户。
   公元3年,汉平帝十二岁,到了结婚的年龄。王莽发布诏书,博采天下名门之女,选拔皇后。他特意提出自己的女儿不参与竞争。消息传出,社会上反应强烈。大家都觉得这样对王莽不公平,每天都有上千人上书朝廷,纷纷呼吁:“愿得公女为天下母。”形势迫人,王政君强行把王莽的女儿列为候选对象。结果王莽之女获得最广泛的支持,顺利地成为大汉皇后。按照古礼,朝廷得为国丈加封二万五千六百顷土地。王莽反复力争,硬是把土地给退回了。按先例,聘皇后的礼金是三万万,王莽只接受四千万,还把其中三千三百万用来周济穷人。
   第二年,汉成帝成婚,有大臣提议应该加封王莽为宰衡,位在所有公爵之上。几天之内,就有八千百姓和官吏上书朝廷,支持这一建议。宰衡一职,是把上古伊尹和周公两大名臣的封号合起来起的新名,前所未有。王莽求见王政君,痛哭流涕地拒绝这一封号,并且以称病辞职为要挟。但是朝廷坚决不许,最后只好接受了这一封号。
   公元5年,朝臣又总结王莽的治绩,提议加封“九锡”。 九锡是九种极尊贵的物品,加九锡,就意味着取得了接近皇帝的地位。据《汉书》统计,消息传出,不长的时间内,朝廷竟然收到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的上书,支持给王莽加九锡。几乎涵盖所有有能力上书的官吏和普通百姓。这一年,汉王朝在未央宫举行盛大仪式,为王莽加封九锡。
   同年,长安附近有人在挖井时挖到了一块上圆下方的白色石头,上面赫然刻道: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石头呈上来之后,王莽不肯做皇帝,但又不能违背上天旨意,于是,他摄行皇帝之事,称“摄皇帝”。
   这时,又有符命出来:“摄皇帝当为真”。面对上天的催促,王莽说:“臣莽敢不承用!”但是还是不即位,只是让大臣们上书时不称“摄皇帝”,而直称“皇帝”,但摄政性质不变。
   公元8年,刘邦庙里突现两个盒子,一个盒子里装着一幅图,上写“天帝行玺金匮图”,另一个盒子里是一封信,“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原来是上天和刘邦的神灵写给王莽的信,说他是真命天子,要他改朝换代,新朝的名字,就叫做“新”。
   在天意和民意的呼唤下,王莽终于登上了皇帝位。长安城内外,一派喜气洋洋,百姓自发地穿上新衣,燃起烟花爆竹,因为王莽的登基,每个人都有一份功劳。这一年,王莽54岁。
  
  3、一场托古改制的幕启幕落
   王莽当皇帝,有一个很纯粹的理想,那就是使这个混乱的世界回复到有秩序的上古时代。这几乎也是所有老百姓的最高理想。他之所以含辛茹苦,殚精竭虑,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就是为了这一天,能够践履至尊,手握权柄,来实现复古这一辉煌的梦想,实现把《周礼》变成现实这一人间奇迹。
  经过一番思考,一项项措施出台了。首先,他恢复了上古的井田制,均分天下土地。当时,贫富不均已经发展到了极端,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只有改革土地所有制,才能长治久安。王莽规定,人均土地一百亩,多占土地的人家,不管是富豪巨室还是普通百姓,立刻要无条件交出土地,分给贫民,土地不许买卖抵押。
   第二项,是禁止奴隶买卖。“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尊贵的。买卖人口是“悖天心,逆人伦”的罪恶行径,必须立刻停止。原有的奴隶,一律恢复自由民的身份。一道令下,三百六十万奴隶获得了解放。
   第三项,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和铸钱,统一物价,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贫苦百姓可以向国家申请贷款,年息为十分之一,这样做,是为了杜绝高利贷对百姓的盘剥。
   王莽又改革了全国的官名。他按照《周礼》的规定,设了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又按照《禹贡》的规定,把天下分为九州,恢复上古地名。按古书的记载,他把太守改名叫大尹,都尉改名叫太尉,县令改名叫县宰,御史改名叫执法,长安改名叫常安,未央宫改名叫寿成室。
   蛮夷之国,名字必须低贱,这样才符合上古礼制。他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把高句丽改为下句丽。
   改个官名、建座宫殿还无所谓,但是均分土地、解放奴隶,对于那些拥有者来说是不可能的。当根本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所有的道德教化都失去了功效。让有地者交出土地,无异于痴人说梦。人们宁可交出性命,也不会交出几代人血汗换来的土地和财产。
   人们无法与王莽的思想高度比肩,他们期望王莽做皇帝,原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没想到王莽却要让大家消灭私心,一心为公。王莽那仁爱、威严的形象立刻变得可怖起来,拥护王莽的主要力量立刻都站到了反面。
   对于所有的反对声音,王莽的唯一对策就是镇压。为了维护自己的诏令,他命令“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夷,以御魑魅”。谁反对,就把谁流放到边塞去充军。
   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众以致涕泣于市道,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王莽改制,造成整个社会的全面失控,最后,他不得不又下令废除所有改革措施。他的改革,看起来超前,实则倒退。表面上看,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可惜,他没有现代技术手段做为支持。像贷款利息的计算以及货币改革的推广,涉及到复杂的成本会计,需要大批专业人才,当时的社会根本无法提供。在缺乏基本技术条件下进行的改革,造成的唯一结果当然是混乱。比如禁止奴婢买卖,本意是要制止奴婢数量的扩大,解决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奴婢问题。但这项措施也遭到了上自蓄奴之家,下至失地之民的反对,因为禁止奴婢买卖,既触犯了豪富的利益,又使失去土地而无路可走的农民断绝了卖身为奴的唯一生路。
  
  4、一个全民声讨的“乱臣贼子”
   天下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是汉朝皇帝在台上胡作非为,他们还可以原谅,毕竟汉朝的天下是人家刘邦提着脑袋打下来的。而王莽凭什么这么胡闹,他忘了他是大伙推选上去的了吗? 在各地豪强大户的鼓动下,人民揭竿而起。大新王朝一下子岌岌可危了。
   把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烧起来的,是河南南阳的两个王姓人,一个叫王匡,一个叫王凤,公元17年,他们发动了绿林军起义。非常巧合,这个王凤与当年把王莽从老家引荐出来的那个王凤同名。当年的王凤是他的引路人,现在的王凤是他的掘墓人。
   随后,各地义军风起云涌,王莽篡汉以来,许多汉朝宗室贵族愤愤不已,常怀恢复社稷之心,不惜倾家荡产,交结天下豪杰,这其中,刘玄、刘演、刘秀等纷纷投身起义军中。豪强大户在汉朝社会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他们的振臂一呼,真可谓应者云集。
   如果说此前的王莽在理想主义的色彩中,还多少带有一些智慧的话,那么此时的他,就接近于一个精神病患者。他请来一个据说能通神的儒学大师为他献策,大师望天祷告半天,说如果造一个“威斗”就可以克制住反叛势力。这个威斗造出来之后,王莽与它形影不离。每次出行,都有一个司命背负威斗在他车驾的前面行走。
   当然,王莽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指挥军队上面。可是这好像不是他的长项,他所信任的那些据说能精通六十三家兵法的大将们,似乎也不比那些草莽之徒高明。经过几年的东征西讨,王莽的领土日渐萎缩,全国五分之四的土地都落到了叛军手中。
   公元23年,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征讨昆阳。王邑集结四十万重兵从洛阳出发,旌旗蔽天,辎重盖地,据说还带了一大群虎豹、大象、犀牛等猛兽,以期获奇兵之效。然而这支大军在昆阳城下受到刘秀的三千敢死队袭击后,居然兵败如山倒,各不相顾,人马互踏,死者枕藉,四十万最精锐的新朝官军,被一举消灭。王莽失去了基本的军事力量。
   恐慌像蛇一样悄悄爬上了王莽的心头。他弄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他?难道他的所作所为,还不够模范吗?虽然做了皇帝,可是他不好女色,不好享受,每天克勤克俭,兢兢业业,把所有的精力都献给了这个帝国。从古至今,做皇帝做到他这个程度,应该是无可挑剔了吧,可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这是历史上的真实记录:一天,他率领群臣来到长安南郊,举行祭天大典。在典礼上,王莽悲从中来,痛哭流涕。他边哭边叙述他做皇帝的始末,质问上天他做错了什么?在高高的祭坛上,王莽仰首苍天,悲凉地哭喊:“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殓灭众贼?既令臣莽非是,愿下雷霆诛臣莽!”喊罢,68岁的王莽捶胸顿足,号啕大哭。
   王莽派出的军队越来越多地倒戈,到后来干脆一出京城,就举起了白旗。 这年十月,起义军进城,攻陷长安。长安城内到处燃起大火,烈焰熏天,长烟遍地。王莽的卫队在宫门毫无希望地做着最后的搏斗。
   皇宫内突然起火了,后宫许多宫殿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势迅速向未央宫扑来。还有一百多名忠诚的官员死死守护在王莽的身边,但起义军如潮水般涌来,王莽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一个士兵杀到了王莽身边,举剑向王莽的胸膛刺来。立时,王莽花白的胡须染满了鲜血。如狼似虎的起义军欢呼着扑上来,一会儿工夫,王莽的尸体被砍成了碎块。
   王莽的头,被人们传递到了南阳,有人把王莽的舌头从口中剜出来,剁碎分着吃了。似乎只有这样的举动,才能解除人们内心的愤恨。
   所有的人都认为,最大的罪恶莫过于篡逆,而王莽就是最丑恶的篡逆者。现在,几乎近两千年的历史过去了,提到王莽,人们往往会想到一首诗,这首诗是北宋时的王安石写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在中国处于大一统的王朝时期,王莽是惟一一位位登九五之尊的王姓人,此后就再也没有出过这样的王姓人了。王姓人本来是上古王室最正统血脉的继承者,然而,自王莽之后,一旦他们不再觊觎皇位,而把目光转向其他方面,他们便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刺孟”而“问孔”,发出反传统的先声)
  第五节王充: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
  
   王充(公元27年-97年),字仲任,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上虞)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著有《论衡》,这部书是我国古代宣扬无神论思想和唯物主义精神的经典之作。
  
  1、细族孤门 贫寒出身
   王充祖籍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系元城王氏之后,属妫姓之王。元城王氏在西汉时期极为风光,自开基始祖王贺始,王氏一门内外,上有皇后、宰相、下有列侯、将军及各级官吏,一时间,元城王氏势齐云霄,荣耀非凡。到了王莽时候,王莽废汉自立新朝,元城王氏走向顶峰,成为天下第一家族,但也随着王莽政权的消失,地位一落千丈。
   王充的祖上在元城王氏势力急剧膨胀时期开始显达。 “几世尝从军有功”,骁勇善战,后被封到会稽阳亭(具体位置及辖域现已不可考,一说湖州,一说义乌,但位在江浙一带是肯定的),因此王充祖上由燕赵之地迁居秀水江南。至于这位因功获封的王氏先祖是谁,现已无从考证,与风云一时的王莽家族是几世共祖也不得而知。
   有爵位功勋和封邑奉养、加上朝中有人荫蔽,迁居江南的王氏家族很快就成为当地一方大户。可惜好景不长,长期以来养成的豪门习气,导致这个家族命运的改变,王充祖上丢掉了爵位和封地,成为以农桑为业的普通人家,家族也从此走向衰落。
   燕赵之地向来风行任侠斗气,由河北南迁而来的王氏家族也还保留着这种彪悍的作风,军功起家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平日里飞扬跋扈,仗势凌人,乡亲们敢怒而不敢言。这种习气即使在家道破落之后也不知道收敛,他们依旧横行乡里,遇到灾荒之年,又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结果仇家越来越多,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
   在王充祖父王汛的时候,正逢上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官府已无力干涉民间用武力解决私怨的做法。为了躲避仇家的抓捕,王汛丢弃几近精光的祖业,率全家迁居到会稽钱塘县(今浙江杭州),靠经商糊口。王充父辈有二人:长子王蒙,次子王诵,王诵即王充的父亲。搬到钱唐(今钱塘)县的王家兄弟又犯上了祖上的老毛病,斗气逞勇比其先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到处欺负别人,大耍无赖,后来与当地一个丁姓豪强结怨。几番争斗下来吃了不少亏,遂又举家仓皇出逃,落户上虞章镇。
   为了讲述自己的家族渊源,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顺带记载了祖上的这些不光彩行径,本意是为了凸显自己出身贫贱,“宗祖无淑懿之基”,成功靠的是自己,同时印证自己“疾虚妄”而禀实言之的人生信条,结果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这不合纲常,斥王充为“三千之罪人”,怎么能自抖家丑呢?此外,还有《四摩总目提要》、《史通序传篇》、钱大昕《养新录》等书也多有诟病,“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那意思是,别人都可以记,就是你王充不能记!但王充偏偏这样做了,在那个做出孝道就可以扬名、甚至可以做官的时代,他反其道而行之,不为祖上讳,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
   在王家迁居上虞后不久,王诵迎来了长子的诞生,这就是王充。此时的王家已十分穷困,“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王充十岁左右父亲去世,成为孤儿,家族顶梁柱的倒下使王充家庭更趋残破。
   由此看来,王充的血统还是很高贵的,但高贵的血统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用他自己的话,是由名门望族衰落成了“细族孤门”,他继承的只有穷困和败落。
   王充年幼就发奋苦读,后来终有成就,在思想上竖起一面大旗,特立独行于那个盛行谶纬神学的时代,也向世人昭示,元城王氏一支仍有后起显人。
  
  2、学而优,却不仕
   据《论衡·自纪篇》自述,王充幼小的时候就显出与同龄孩童相异之处,他不喜好低级无聊的游戏,当别的孩子爬树捕雀、赌钱嬉戏的时候,他则旁观或在家陪同父母,“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臣人之志”,在这个世代爱好逞强斗气的家族中,有这么一个乖孩子是极为少见的,他的父亲王诵对此颇为惊讶,认定儿子将来必有出息,因此在王充六岁的时候,就开始教他习字研书,王充勤学上进,深得父母喜爱,邻人乡亲也时有赞誉。八岁的时候,王充被父亲送到书馆学习,在上百的学童中,常常有人因为犯错误或字写得丑陋挨老师的鞭子,而天资聪颖的王充,学习十分专心且又不犯错误,从未受过责打。
   王充在书馆练得一手好字,后离开书馆而专攻《论语》、《尚书》等圣贤之书。他记忆力强且善于思考,学识猛进,十五六岁时,成为远近有名的饱学之士。
   光武帝刘秀称帝后在洛阳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博士招徒授学。一时间,各郡县纷纷推荐本地才俊进入太学深造,王充当然也在保送之列,而此时王充年仅十八岁,风华正茂,来到京师太学后眼界剧开,才识大增。
   据《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记载,王充“师事扶风班彪”,班彪是东汉有名的古文经学家和史学家,曾续写司马迁的《史记》,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学术上不随世俗,追求真理,为人耿直,“仕不为禄,所如不合”。王充深受到他的影响,“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不泥古泥经,不偏信一家之言,敢于怀疑和挑战权威经典。
   勤奋好学的王充还经常得到一些当时著名学者的提点,桓谭即是其中一位。桓谭是两汉之交有名的古文经学家,治学求真求实,厌恶经文界盛行的章句之学,尤其痛恨当时十分流行的谶纬迷信,甚至当着光武帝的面非议谶纬神学。光武帝极为愤怒,斥其“非圣无法”,差点把他杀了。王充受其影响,养成了严谨求实、慎思明辨的作风,对虚妄之说嗤之以鼻。
   王充在洛阳求学期间,家境依旧十分贫困,没有钱让他去买书,他只能到街上去看人家所卖的书。只看不买显然不受欢迎,刚开始常被人家轰出书市。但他坚持不懈,常常大清早就到了书市,慢慢的也就和书市老板熟悉了。书市老板十分佩服这位贫寒的读书人,谈古论今,他总能一针见血的指出古今世俗之弊,而且记忆力极好,“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觽(xī,)流百家之言”。王充书市苦读的事迹,在书市老板的赞扬声中流传开来,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王充市肆博览”的励学故事。
   王充的性格在洛阳求学时期已基本成型。贫寒的出身、聪明的头脑、渊博的知识和师尊的言传身教,使他成为社会的叛逆因子,他特立独行,对周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用怀疑的眼光去打量,去思考,去斗争。
   除了学识,王充的德行也颇有口碑,但他与世不合必会与仕不合,他的仕宦之路注定充满坎坷。他在县里做官的时候是掾(yuan4)功曹,在都尉府的时候依旧是个掾功曹,后来去太守府做官,也还是个掾五官功曹行事,几任为官都不离“掾”字。“掾”是古时地方行政机关自行设置的小吏。
   几度为官均因“数谏争不合去”,仕途失意的王充只得回乡招徒讲学,著书立说,以孔子和虞舜的遭遇来安慰自已。在五十九岁的那年,王充应扬州刺史董勤征辟到扬州做官,但抱负依然不得伸展,意兴索然,两年之后就告老还家。王充的同郡朋友谢夷吾十分同情他的遭遇,连忙向汉章帝上书,推荐他的才学,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汉章帝十分感兴趣,决定征王充进京做官,但王充年事已高,且有病在身,放弃了在旁人看来或许能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已近晚年的王充回想自己仕途几度失意,颇有一番感慨,在《论衡·逢遇篇》中寻找自己失意的原因。他将仕途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要想仕途畅达,必须遇时遇人,二者缺一不可。其实,从后人的角度看,我们应当庆幸王充拥有这样一个曲折的仕宦经历,仕途会成就很多的政治家,但极少成就哲学家和思想家,如果王充仕途平坦,也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叫王充的官宦和一个重新崛起的王氏家族,一个伟大的思想者却夭折在历史中。
  
  3、论人论事衡实衡虚
   王充论著很多,而流传下来的只有《论衡》一部。
   《论衡》全书共85篇,其中《招致篇》仅存篇目,实存84篇,二十余万字,王充前后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才将其完成。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内容涉及经学、哲学、教育学、文学、史学等诸多学科。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认为它是“非常重要的科学著作”,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大量抄录、引用《论衡》原文。其实,《论衡》能大行于后世,并不是因为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科学著作”,而是因为它是一部极具抗争精神的哲学论著,是中古时期宣扬无神论思想的鸿篇力作。
   《论衡》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作品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混乱密切相关。
   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宣扬“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思想,东汉统治者继承了这些思想。在发展过程中,这些思想逐渐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发展成为谶纬神学。谶纬神学将自然界的偶然现象神秘化,并牵强为必将应验的预言和昭示,虚托为鬼神所言,天命所指,用以迷惑世人。谶纬神学在东汉初期与儒家经义合流,儒学堕落为儒术,谶纬神学则在披上了儒家外衣之后,堂而皇之的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备受统治者推崇。光武帝在碰到疑难问题时,不问文武大臣而以谶言为是;汉章帝则亲自主持白虎观会议,命班固作《白虎通义》,将谶纬与今文经学相揉合。
   东汉前期,失而复得的刘氏政权看到了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推行各项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政治上也出现相对清明的局面。百姓安居乐业,统治者也乘机向他们灌输“官方思想”,谶纬神学如洪水猛兽一样冲入民间,成为更加低俗的迷信思想,由此占星、望气、风角、卜筮等宗教迷信风行全国。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洗脑运动”中,以儒为业的文人也深受其害。他们的精神园地充斥着神学迷信,虚妄之言压缩了他们的思想空间,致使其中的一部分人潜心于古经圣典,专攻章句之学,只识正邪而不辨是非,而另一部分则专攻被官方宗教化了的今文经学,不仅是非、更兼正邪不分。
   眼见着谶纬神学浸蚀了整个社会,王充愤世嫉俗,痛惜儒家大义凋零,他奋笔几十年,著成《论衡》一书,以“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试图改造已经被极度扭曲了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批判当时学术界的堕落。
   在《论衡》中,王充着力批判了天人感应论,“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所谓的征兆预示,都只是个体之间随命而遇的偶合。对于世俗流行的鬼神论,王充更是坚决反对,认为所谓的鬼神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精神怎么会独立于形体而存在呢?
   王充和他的老师们一样,十分讨厌那些是非正邪不分的俗儒,也很痛恨那些专攻章句之学的今文经学家。在《论衡》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认为文章要“为世用”,内容和形式要“自相副称”,文章要“疾虚妄”、“务实诚”,语言要明了,同时反对贵古贱今。
   在《论衡》中,王充不仅对当时社会的“正统”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更为惊世骇俗的是,他居然敢专作《问孔》篇,以诘问孔圣人的《论语》,对《论语》所记载的孔子言论和行为提出质疑, 指出其中的错误,予以反驳。又作《刺孟》篇以批驳亚圣人孟子凡十事,讥讽孟子为俗儒。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当然不会得到“独尊儒术”的汉代统治者的认同,他的学说因此被视为“异端”而受到攻击和禁锢。
   《论衡》一书因它宣传的思想“离经叛道”而被埋没了近百年,直到汉灵帝时,才由蔡邕发现。但蔡邕舍不得把这样的宝贝公诸于世,而是把它藏起来独自研习,因此才识突长。有人怀疑他得了奇书帮助,就悄悄地搜他的房间,果然在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找到了《论衡》。那人强行拿走了几卷,蔡邕极为无奈,千叮万嘱道:此书只能你我共享,切莫外借!
   后来《论衡》被会稽太守王朗得到,也因此才识长进,同样有人怀疑他有异人奇书相助,多次打探,才知道也是受益于《论衡》一书,后来王朗将此书公诸于世,《论衡》由此得以公开流传。
   在《论衡》流传的两千多年中,遭遇颇为曲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精妙的概括为“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它既是思想武器又是斗争靶子,“好之者”推崇它所宣扬的实诚而求思想解放,为其广博所折服;“攻之者”则视它的思想为洪水猛兽,更不能容忍他问孔、刺孟,犯天下之大不韪。乾隆皇帝在读到《论衡》中的《问孔》、《刺孟》这些篇章后,龙颜大怒,批其为:“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乱世惑民”。幸亏王充没有生活在乾隆时代,否则不被杀头也得把牢底坐穿。

  •   太原王氏是王姓的肇兴之郡、望出之郡,最早登上一流门阀士族的地位。她开基于两汉之间,东汉末年的王允以他在国家、社稷上的力挽狂澜而把这一家族推为天下名门。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门阀政治走向兴盛,太原王氏既是这一政治的受益者,也是这一政治的受害者。他们曾封侯拜相,出将入相,也曾屡遭磨难,坎坷备历。
        历尽兴衰沉浮之后,在北魏,太原王氏最终还是凭借祖上荫功和贵族身份,得以位列天下一流望族,兴盛不坠达两百年之久。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天下王氏出太原”的美誉流行开来。流风余韵,厚积薄发,到了唐朝,太原王氏这块沃土中终于孕育出了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等一批顶尖诗人,形成大唐诗歌史上一个目不暇接的诗坛盛宴。

      第三章太原王氏:在兴衰沉浮中走向壮阔
      
       在中华百家姓中,王姓拥有最多的郡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姓家族的超强繁荣。
       太原王氏最早登上门阀士族的地位,她开基于两汉之间,东汉末年的王允以他在国家、社稷上的力挽狂澜而把这一家族推为天下名门。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门阀政治走向兴盛,太原王氏既是这一政治的受益者,也是这一政治的受害者。他们曾封侯拜相,纸醉金迷,也曾屡遭灭门家难,四散逃窜。
       历尽兴衰沉浮之后,在北魏,太原王氏最终还是凭借祖上荫功和贵族身份,得以位列天下一流望族,兴盛不坠达两百年之久。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天下王氏出太原”的美誉流行开来。流风余韵,厚积薄发,到了唐朝,太原王氏这块沃土中终于孕育出了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等一批顶尖诗人,形成大唐诗歌史上一个目不暇接的诗坛盛宴。
       在重视门第出身的时代,一个家族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顺应历史潮流则兴,逆历史潮流而动则亡,这应该是“王而不王,不王而王”的又一层含义。

  •   第一节星河灿烂话郡望:王姓郡望之多,无出其右
      
       在所有的姓氏中,王姓拥有的郡望是最多的,其中,元城王氏是王姓郡望中最早崛起的郡望,太原王氏是最早登上门阀士族地位的郡望,琅琊王氏是门阀政治时代的第一豪族,而三槐王氏和开闽王氏则是王姓郡望中最为繁荣昌盛的,他们的后代子孙遍布海内外。此外,还有东海、京兆、山阳、北海等王氏郡望在历史上曾一度有名。
      
      1、王氏郡望总览
      
       所谓郡望,是指郡中的望族,也即郡中显贵世族为标明家族身份而用的称号。“郡”是中国古代自春秋至隋唐时的地方行政区划名,古代各姓氏因世居某郡而为当地所仰望,遂有“郡望”之称。所以姓氏郡望,不仅是该姓氏早期祖宗发祥之地的标记,也是其世族人口、经济状况、政治地位与文化影响等综合实力强盛与否的反映,这其中,最具考核价值的应该是政治地位,家族中人在朝中为官的品级、数量及持续的时间长短,往往决定一个姓氏郡望的名气和影响力。有所谓簪缨世家,即是指世代为官的显赫郡望。
       王姓有二十一郡望之说,另有三十八郡望之说,郡望之多,无出其右,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一个姓氏的荣昌。二十一郡望之说最早来自于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的《姓氏急就篇》,在这部书中,王应麟将王氏概括为二十一郡望。此后,谱牒界便相沿成习,一提起王氏,就说有二十一望。
       综合众多谱牒学书的记载,这二十一望分别来自姬姓之王、子姓之王、妫姓之王和虏姓之王。具体分布情况是:出自姬姓太子晋之后的三个:太原、琅琊、东海;出自姬姓毕公高之后的两个:高平、京兆;出自子姓比干之后的十个: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广汉;出自妫姓胡公满之后的两个:北海、陈留;出自虏姓之王的一个:河南;此外,还有金城、长沙、堂邑三个郡望,谱牒上未予注明来自哪一个先祖。这二十一望古今的地理分布大致如下:
       太原:包括太原晋阳和太原祁县。晋阳即今山西太原市南郊区一带,祁县即今山西祁县,在太原市南。
       琅琊:琅琊郡临沂都乡南仁里,亦即今山东费县东。
       东海:东海郡郯县,即今山东郯城县。
      高平:高平郡汉魏时属山阳郡,即今山东巨野县南。
      京兆:分为京兆郡霸城、新丰、蓝田、杜陵四支。四支地望分别相当于今陕西西安市东北、临潼县东北、蓝田县峣柳城、西安市长安区东北杜陵。
      天水:天水郡上邽县,即今甘肃天水市。
      东平:东平郡新桃县,即今山东东平县一带。
      新蔡:东新蔡郡,今河南新蔡县。
      新野:新野郡,今河南新野县。
      山阳:山阳郡,今山东滕州市西。
      中山:中山郡,今河北定县。
      章武:章武郡,今河北行唐县。
      东莱:东莱郡曲城,今山东掖县东北。
      河东:河东郡猗氏县,今山西临猗县南。
      广汉:广汉郡郪县,今四川中江县东南。
       北海:北海郡剧县,即今山东昌乐县西。
      陈留:陈留郡浚仪,即今河南开封市。
      河南:河南郡,今河南洛阳市。
       金城:金城郡直城县,今陕西汉阴县。
      长沙:长沙郡,今湖南长沙市。
      堂邑:堂邑郡,今江苏南京市六合区北。
      统计二十一望,其中大部分都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比较少,这说明,在王姓的早期发展史上,其人口大都集中在中国的北方。二十一望中,最为贵显的郡望,除了要辟专章讲述的太原王氏、琅琊王氏外,还有东海王氏、京兆王氏、山阳王氏和北海王氏。
       其实,在两宋时期,王姓望族和分支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二十一望之外。在南宋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中,就记载了两宋时期的王姓郡望达到了三十八望之多。多出的十七望,分别包括姬姓毕公高之后的河间王氏、子姓比干之后的汲郡王氏和乌丸王氏、冯翊王氏、安东王氏、营州王氏等虏姓之王,以及华阴王氏、河内王氏、广陵王氏、聊城王氏、长安王氏、高陵王氏、蓝田王氏、上党王氏、邺郡王氏、广平王氏、乐陵王氏等。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三十八郡望中,仍然还有不少有名的郡望未能包括进去,譬如王莽所在的元城王氏,以及在五代、宋初兴起的开闽王氏、三槐王氏等等。究其原因,就元城王氏来说,虽然它是最早兴起的王姓郡望,曾一度因王莽称帝而推到天下第一望族的地位,但它也随着王莽的覆灭而迅速走向衰落,这个过早退出历史舞台的郡望,可能被人为地排除在修订之列了。
       开闽王氏和三槐王氏则是另一种情况,一个,因为它们是后起之秀;再个,它们分别是从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分离出来的支系;还有,它们的郡望命名,并不是以郡名、而是以堂号来命名的。这样就造成它们也未能入选。所谓堂号,是指厅堂的名称,旧时多指某一家或某一房的名号。像开闽、三槐这样的名号,最初都是堂号,到后来,随着其影响越来越大,发生了郡望、堂号的混用,它们也就具备了表示某地一个姓氏家族来源的功能。在王姓中,除了开闽、三槐,还有凤阁、槐荫等著名堂号。
      
      2、东海、京兆、山阳、北海等著名郡望
      
       据考证,东海王氏是从琅琊王氏中分离出来的,它起于东汉会稽太守王朗。在《三国演义》中,王朗被描绘成一个并不太光彩的角色。在会稽任上,由于孙策的攻伐,他北奔入魏,投降了曹操。后来,在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年已七十六岁的王朗自告奋勇,说要说服诸葛亮来降。在两军对垒的阵前,王朗还没说上两句话,诸葛亮即以汉室正宗的名义反唇相讥,骂王朗是“皓首匹夫,苍髯老贼”,结果,王朗急火攻心,倒撞马下而死。
       但是,在《三国志》中描绘的王朗就不是这样了。王朗本是东海郡郯县人,通晓经典,尤其深得王充《论衡》一书的助益。他始为郎中,历任会稽太守、谏议大夫、魏郡太守、御史大夫等职,最后死在司徒任上。
       王朗的儿子王肃,是曹魏时期的一代经学大家。生有八个儿子;他的女儿后来嫁给司马昭,西晋建立后,被尊为文明太后。从这时起,东海王氏演变为一个政治大族,王肃的儿子个个封侯拜将。
       最为后世人所知的是王恺。这个王恺官至后将军,封山都县公,他倚仗自己是皇亲国戚,穷奢极欲,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与石崇斗富了。王恺用麦芽糖涮锅,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在四十里的路面用绸缎作帷幕,石崇把五十里道路围成锦绣长廊;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用赤石脂作涂料:最后,王恺请求外甥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帮忙,司马炎将一株价值连城的珊瑚树交给他。石崇看了,用铁如意将它砸成几段,然后,从自家里搬出几十株高大的珊瑚树,任凭王恺挑选赔偿,结果王恺只有乖乖认输。
       从史载的角度来看,随着王恺的认输,东海王氏的势头也走向式微,到南北朝之后,这个郡望便衰落无闻。
       京兆王氏的郡望所在地在京兆霸陵。在《新唐书》中,说到王姓在唐代,最著名的有三支:“定著三房:一曰琅琊王氏,二曰太原王氏,三曰京兆王氏。”这实际上是在为王氏郡望排座次,京兆王氏排在第三。
       为什么这个郡望会在唐代获得紧随琅琊、太原之后的位置呢?原来,在唐代,尤其是中唐之后,京兆王氏的子弟屡屡进士及第,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到唐宣宗大中年间(公元713年-859年)的百余年里,就有十八人登进士第,历封疆大吏者达三十多人。而在唐玄宗时期,京兆王氏又曾连出三位中书舍人。中书省在武则天时又称凤阁,因此,中书舍人又一度得名凤阁舍人,它掌管起草诏令、侍从、宣旨、劳问、接纳上奏文表等职责,还兼管中书省其他事务,权势颇盛。以此,京兆王氏被称为“凤阁王家”,赢得一个颇为后人称道的雅名。
       如前所述,京兆王氏是毕公高之后,它兴起于汉朝汉宣帝时济南太守王贤。谱牒记载,王贤是“战国四公子”魏无忌的玄孙,是姬姓之王得姓始祖之一的魏卑子的孙子。王贤之后,这个家族一代代传承,自汉至唐,几乎代代都有文臣武将诞生,还时有显宦位登宰相,虽然都不是特别出名,但也显示出一个家族的平稳发展。当然,任何一个家族在历史的长河里都免不了因时而变,京兆王氏就是随着唐王朝的灭亡而走向沉寂的。
       山阳王氏出自子姓比干之后,是继元城王氏之后较早兴起的王姓望族,开基祖是东汉顺帝时的太尉王龚。不仅王龚以太尉位登三公,他的儿子王畅后来也以司空之职位登三公。王畅的孙子就是汉末到曹魏时期的文学巨匠、号称“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公元177年-217年)。“建安七子”的其他六人是鲁国孔融、北海徐干、广陵陈琳、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王粲被称为"七子之冠冕",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
       可惜王粲英年早逝,他的两个儿子后来也被杀,同族人为他过继一个子侄为后,叫王业。王业生了两个儿子,次子叫王弼。王弼(公元236年-249年)是曹魏时期著名的玄学家,与老子认为宇宙的本源是“道”的观点不同,这位只活了二十四岁的思想者认为,“无”才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他以“援老入儒”的方式,将新的玄学代替当时逐渐失势的汉儒经学,从而为随之而来的玄学之风开启了大门。只是可惜,玄学之风兴起了,山阳王氏却随着王弼的离去而日益衰败,以致南北朝之后便踪影难觅。
       北海王氏与元城王氏一样,都是出自妫姓之王,开基祖是东汉献帝时期的王修。王修得到“建安七子”之一孔融的推崇,在曹魏时官至太守。但王修的后人在频繁的改朝换代中屡遭厄运,真正让北海王氏大显于世的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王猛。
       王猛(公元325年-375年)出自北海剧县,不是王修的直系后裔。他一生的功业主要是在前秦辅佐苻坚统一中国北方。有一句诗叫做“关中良相惟王猛,天下苍生望谢安”,它赞美的就是当时前秦的宰相王猛和东晋的宰相谢安。王猛是一个军事奇才,同时又是一个颇富建树的政治家,苻坚把他比作诸葛亮,而他也确实干出了诸葛亮一样的功业。在军事上,他用十年时间统一了北方,而在执政兴国上,他整顿吏治、兴办教育、发展农业、促进民族大融合,使前秦成为当时最富生气的国家。虽然在为少数民族政权服务,但王猛很具全局眼光,在临死前,他嘱咐苻坚:晋室虽然偏处江南,但为华夏正统,上下安和,不可图灭。可是,苻坚后来还是忘了王猛的遗言,在王猛去世八年后,他大举进攻东晋,结果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完败在谢安手下。王猛之后,他的子孙一分为二,分别为南、北朝服务。仕于南朝者,虽然也曾出将入相,但多被猜忌诱杀,子孙凋零;仕于北朝者,却是另一番风景,风光显贵达数百年,历经前秦、北魏、北齐、北周、隋朝而不衰。但就像历史上的大多数郡望一样,王猛家族并不能把北海王氏带上一个十分显赫的位置,在历史的演进中,这支王氏逐渐趋于平淡。
  •   (一个因王莽而避仕的人和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人,让一个家族骤然崛起)
      第二节从王霸到王允:天下名门的诞生
      
       王霸是两汉之际人,自王莽代西汉后,一直到东汉,他都避而不仕,成为一代隐士;他是《后汉书》中记载的第一位太原籍王姓人,被后世王姓尊为太原王氏的开基始祖。太原王氏为天下所知,是从东汉末年的王允(公元137年-192年)开始的。王允计杀董卓,他本人又被董卓的反扑势力诛灭三族。当王允以他的壮烈将太原王氏推为天下名门之时,他不会想到,在此后的几百年间,他的家族走向壮阔的每一个转折点,都会伴随一次次惨烈的家难。
      
      1、开基祖王霸的隐逸生活
      
       自从王翦之孙王离率领秦军在秦末的纷争中被项羽打败身没之后,他的两个儿子王元、王威就再也没有返回老家频阳,而是举家迁往山东琅琊皋虞(今山东即墨东北)避乱。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的记载,身为长子的王元一直定居在琅琊,他的后世发展成为琅琊王氏;而作为次子的王威,后来又迁往太原晋阳,他曾官至汉初扬州刺史,其后世子孙发展成为太原王氏。
       就这个过程,有两个疑点值得提出。一是既然说王元、王威两兄弟分别迁往琅琊、太原两地,从而开创当地王姓人之始,但为什么后来的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都没有分别尊此二人为开基始祖呢?二是就太原王氏来说,传统观点一直强调太子晋被废后,他的后代就到了晋阳一带生活,既然如此,那如何会出现太子晋的十五世孙王翦是频阳人、王威又迁居到晋阳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呢?
       总的来看,这里面有不少矛盾和附会的地方。关于王元、王威兄弟的活动,《汉书》、《后汉书》中都是没有记载的,尽管唐代以后的史书把他们的踪迹描绘得很具体,但两支王氏毕竟不敢轻易地就把他们认定为自己的开基始祖,而只让他们担任世系传承关系中的一个环节。
       这其中,关于王威曾担任扬州刺史的事,也很让人不解。按理,王威只能是汉初人,可是历史上正式出现“刺史”这个官职是始于汉武帝时期,他怎么可能担任扬州刺史呢?既然有这么多的疑点,要确认真正的开基始祖,那就一定不能脱离《汉书》或《后汉书》的记载。
       而至于说太子晋的后代从一开始就生活在了晋阳,已经有人提出,这只不过反映了后世太原王氏人的一种急迫的心情罢了,他们试图以此证明“天下王氏出太原”这句话的确凿无疑。事实上,采用王威定居晋阳后、太原王氏的历史正式开始的说法,都有点经不起推敲。
       太原王氏自认的开基始祖是生活在两汉之间的王霸。在太原王氏的族谱中,自王威至王霸之间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
      王威→王志→王珣→王言→王山寿→王嵚→王彜→王勖→王霸
      从这个传承链条中可以看出,王霸是王威的第九世孙。由此上溯,他还是王离的第十世孙、王翦的第十二世孙、太子晋的第二十九世孙。尽管这种推论不可全信,我们还是姑且记之。
       有关王霸的史料记载很少,在《后汉书·逸民列传》中,有一段关于他的一百多字的生平事迹的叙述。从这段文字看,他的祖上情况如何,只字未提,他本人的生卒年也无法确定,他具体当过什么职位的官,也没有记载。
       但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以下信息:王霸,字儒仲,生活在两汉之际,是太原郡广武县人(今山西代县西南),是有史可查的太原郡第一个王姓名人。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他还是一个隐士,他被收入的《逸民列传》,就是《后汉书》中专门记录各类隐士事迹的章节。
       王霸在西汉末年应该做过官,至于做过什么官,记载不详,只说他“少有清节”,说明他年轻的时候就有着清亮的节操。但是很不幸,他碰上了王莽篡汉。从公元8年到公元23年,王莽当了十六年皇帝。对于这个王姓本家的行为,王霸很是不耻,他辞去官职,回到老家隐居去了。
       按说,看不惯王莽,等到刘秀建立东汉,他应该出来好好有一番作为了吧,可是他的表现依然如故。当时朝廷征他去做官,他去了,见到皇帝,他不是说“臣怎样怎样”,而是说“霸怎样怎样”。就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跟皇帝说话呢。他回答:“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意思是,不是在所有的天子面前都能称臣的,不是跟所有的诸侯都可以结交为友的。
       尽管如此,刘秀并没有责难他。很碰巧,当时担任司徒的,是一个跟王霸同名不同姓的人,叫侯霸。这个侯霸自觉才能不如王霸,想将司徒之位让给王霸。这时,一个叫阎阳的人出来说话了,他诋毁王霸,说:这个人有太原人的旧习气!什么是太原人的旧习气呢?大概是含沙射影王霸的孤傲。就这一句话,让王霸位登三公的机缘化为泡影。
       自此之后,王霸称病回家,他守着自己的茅屋蓬户,无论再有怎样接二连三的征召,也不愿出山了。
       非常有趣的是,在《后汉书·列女传》中,王霸的妻子因为赞同丈夫坚守隐逸的志节,而被当作“列女”记了一笔。这个过程源于“王霸惭子”的故事。王霸有一个姓令狐的朋友,这个朋友一直在朝中为官,其子小令狐也在地方任职,做到了太原郡守的副手位置。一天,小令狐奉父亲之命送一封信给王霸。当时王霸的儿子正好在耕田,听说有客人来了,赶紧回家相见。看见小令狐穿得雍容华贵,气度非凡,而自己蓬头垢面,黄齿外露,王霸之子竟自卑得不敢仰视对方。
       这一切,王霸都看在眼里,他知道,是自己的归隐,没了俸禄,才造成晚辈受苦受穷的,心里很觉得对不起儿子。这样一想,就有了动摇志向的念头。王霸的心思被妻子看出来,这位很有见地的女人对丈夫说:“你从来就很讲究气节,不慕荣禄是吧?小令狐的贵重难道能比得过你的气节吗?你怎能忘记一向的志向,而为子女的一时窘迫感到惭愧呢?”妻子的一番话,让王霸顿然醒悟,从此,他终身隐遁的思想再也没有改变。
       从王霸的言行来看,他是一个安贫乐道的人,是一个不愿屈己从人的人,虽然曾一度为儿子的处境感到惭愧,但大致还是倾向于田园生活的。他不是贵族,至少在物质生活上不是贵族,他的时代,士族阶层也还没有产生。那么,由他开基的家族,后来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登上门阀士族地位的呢?这里,一个关键的承上启下式的人物,就是王允。
      
      2、一个没有斗争策略的人
      
       类似于当年的王离一样,王霸也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殷,次子叫王咸。至于其中谁是当年“王霸惭子”中的当事人,已不得而知。似乎这两个儿子都不愿坚持父亲隐逸的志向,纷纷出来做官,并由此开创了太原王氏的两个分支:祁县王氏和晋阳王氏。
       王殷做官做到东汉的中山太守,食邑太原祁县,他告老后,就定居到祁县,其后代子孙形成祁县王氏。王咸做过什么官,史无记载,他定居到晋阳,也就是太原郡的郡治所在地,其后代子孙形成晋阳王氏。
       东汉末年的王允属于祁县王氏一支,从王霸到王允之间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
      王霸→王殷→王源→王岱→王卓→王实→王允
      由上可知,王允是王霸的第七世孙。
       王允,字子师,公元137年生,其祖上多为州郡官吏。由此可知,他也算是官宦世家。一般人对王允的印象,来自于《三国演义》中他利用貂蝉,施美人计、连环计,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的故事。其实,历史中的王允并未用到这样叫人拍案叫绝的计谋,貂蝉这个人也纯属虚构。也就是说,貂蝉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唯一一位并非真实存在的人物。
       而且,从《后汉书》为王允立的传记来看,早年的王允虽然被同乡名士誉为“一日千里,王佐之才”,有着秉持正义,嫉恶如仇的性格,但他在早年干下的几件事,给人的总体印象是:鲁莽、简单,不计后果,不讲究策略。
       先来看他干的第一件事。他十九岁那年,在郡里当了一个小官。当时,晋阳城里有一个叫赵律的小黄门横行霸道,为地方一恶。“小黄门”属于次一等的宦官,大概赵律是派到地方上的宦官,他的兄弟则都在宫廷里当大宦官,有的是背景。王允却不吃这一套,他硬生生地将这个家伙抓起来给杀掉了,事后,他亡命江湖,三年不归。王允是跑掉了,太原郡守却跑不掉,这件事触怒了当朝皇帝,汉桓帝抓不到王允,就拿太守开刀,结果,这个背黑锅的太守屈死在狱中。
       再来看第二件事。也许王允也有点来头,三年后,他又回到太原郡去做官。这一次的太原郡守叫王球,王球在用人上可能有点徇私舞弊,他任用一个在地方上毫无德行的人作为候补官员。王允知道后,竟然与王球当面顶撞起来,全然不顾“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潜规则。王球可不比前任太守,盛怒之下,他将王允关起来,准备杀了他。也算王允命大,并州刺史邓盛出来救了他。此后,他就跟着邓盛干,成为邓盛的别驾从事。这个别驾从事算是个大官了,仅仅位在刺史之下。
       在这以后,王允走了一段时期的好运,官声越来越好,官位也越来越高,直到被调入朝廷任职。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负责进讨黄巾军。由于指挥有方,他取得大捷,受降数十万义军。碰巧他在义军中搜得一封张让门客的书信。张让是当时控制朝野的大宦官,正是以他为首的所谓“十常侍”把整个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才引发黄巾起义的。王允获得此一书信,认为掌握了张让私通敌军的嫌疑,于是,他做下了“与人斗”的第三件事。他写了一个奏折直呈当任皇帝汉灵帝,揭发张让的行为。张让可不是王允当年对付过的那些无名小辈,他玩汉灵帝还不是小菜一碟,皇帝最后相信了张让,而把王允的密折置之一边。
       到了第二年,张让就对王允下手了,罗织罪名将他捕入狱中。虽然后来碰上大赦,一度被放出,但不出十天,张让又将他再次捉拿下狱。王允的朋友素知王允耿直,他们拿着一剂毒药去见王允,意思是要他懂点策略,能伸能屈,要么向张让认个错,要么就喝下毒药,以免受辱而死。王允哪里听得进这样的劝告,他说:“我既然获罪于君,那就坦然接受大辟处死,怎能喝毒药而死呢!”
       眼看王允的命是不保了,这时,以外戚身份担任大将军的何进等人出面,经过多方活动,终使王允不至于被立即处死。就这样,王允大概在监狱中呆了一年多,最后才借机获释。获释后,为了防止张让的爪牙追捕,他改名换姓,再度流落江湖。
      
      3、一次最富策略的锄奸行动
      
       王允的再度现身,是在公元189年汉灵帝死去之后,他以奔丧的名义返回洛阳。何进拉他一同商量诛灭张让之策,并委以官职。不料,张让抢先一步,设计伏杀了何进。好在王允未被识破,他外迁河南任职。
       张让伏杀何进之时,董卓、袁术奉召进讨张让。大军围困洛阳,张让挟持少帝刘辩夜逃至黄河渡口。当时追兵四起,在走投无路之下,这个大恶监投黄河而死。
       少帝是董卓迎回洛阳的,董卓以此把持朝政。谁能想到,走了一个恶监,却来了一个更为嚣张的国贼。这个董卓,他先废掉16岁的少帝刘辩,立9岁的刘协为汉献帝,然后,毒死皇太后,强逼迁都长安,临行前,一把火将整个洛阳城烧成废墟。他自任太尉,后又升为国相,再加“太师”、“尚父”的封号,几乎东汉政权的一切权力都被他牢牢控制。他在长安以西建了一个与长安城墙规模相当的“坞堡”,明目张胆地命名为“万岁坞”,里面储满了足够吃三十年的粮食。他在家中设宴,遍邀群臣,把几百俘虏牵引到宴会中央,对他们施以剪掉舌头、砍断手足、挖掉眼睛等残忍的酷刑,以此来震慑群臣。
       那场宴会,王允也是受邀者之一,处此恐怖高压之下,一向刚直的他在想办法了。艰难世事使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蛮干,而是不动声色,周密筹划,由此导演出一曲极富策略的锄奸大戏,从而使得后世人一提起“诛董卓”,就会联想到“王允”这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来。
       从公元189年到192年的三年间,王允的韬光养晦做得是相当好。他接受董卓的任命,做了司徒,还接受董卓封的“温侯”爵位,一副俯首听命的样子,以致使董卓把他引为亲信,达到无论朝政大小,都托付给他处理的地步。
       而暗中,他却在积蓄力量,寻找突破口,从尝试运用外力,到最后决定从内部来瓦解对手。他寻找到的一个锐利武器就是董卓身边的吕布,试图利用吕布来刺杀董卓。
       吕布是董卓的义子,武功盖世,董卓外出,总是把他带在身边,作为自己的贴身侍卫。叫一个类似于今天贴身保镖一样的角色去杀他的主人,这怎么可能?王允自有办法,他了解到,这对表面上的父子,其实存在着巨大的裂痕:吕布曾有小错,董卓随手拿起一根长矛就向他掷过去,幸亏躲得快,否则就没命了;吕布与董卓的一个侍妾有染,担心被发现,不得不时时提防。大概就是这个侍妾,后来成了貂蝉的原型。
       了解到这些情况,王允密会吕布,晓以国家厉害。吕布虽有心动,但他说:我跟董卓是父子关系,怎好下这个手?王允说:你姓吕,他姓董,跟他有什么骨肉情谊?你现在连保命都来不及,还谈什么父子?他拿长矛掷你的时候,难道考虑了父子关系?
       一番话说得吕布咬牙切齿,热血上涌,发誓非杀董贼不可!公元192年四月,机会来临了,当时,正值天子大病初愈,百官汇集到未央宫,共贺皇帝龙体安康。王允把一切布置停当后,只等董卓自投罗网。当董卓在吕布的陪伴下,乘着马车,威风八面地要通过宫殿大门时,由吕布的亲兵化装而成的侍卫持枪刺向董卓。董卓掉落马下,他大呼:“吕布何在?”吕布把诏书一展,说:“有诏讨贼臣!”董卓还想说点什么,吕布应声将长矛深深刺进董卓的身体。完成了“一矛还一矛”的因果报应。亲兵们赶过来,一阵乱刀,董卓一命归西。
      
      4、以刚烈死,以名门达
      
       董卓死了,长安城里的百姓载歌载舞,像过节一样。王允绷紧了三年的神经也一下子松弛下来。
       当一个人俯视天下,突然发现没有了对手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怎样?不说当年勾践在打败夫差之后所采取的“狡兔死,走狗烹”的手段,只说张让、董卓这两个人,在自觉处在“老子天下第一”时,他们飞扬跋扈,气焰熏天。而现在的王允,虽然在忠于汉室、忠于社稷方面,与两个佞臣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在自我感觉上,却与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他觉得自己功劳太大了,他骄傲自满,目空一切。他是曾经韬光养晦过,但那不是他的常态,青年时候的意气用事,那才是他的真性情,只不过到现在,这种意气用事已经演化为更进一步的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了。
       刺杀董卓,吕布是执行者,王允却看不起他,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吕布建议,将没收来的董卓财产,拿一部分分给大臣,以安抚人心,他拒绝采纳。与大臣们议事,他不再平易近人,而是变得高高在上,大臣们不得不与他拉开距离。
       蔡邕是当朝很有名望的史学家,正在写汉史,当听到董卓被诛的消息时,下意识地叹了一口气。王允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国贼的同路人,把他交由刑部处死。蔡邕哀求,说能不能降为砍掉他的双足,以让他完成汉史。大臣们也来央求,他说: “从前汉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他写成谤书,流传后世;现在国运衰微。神器不固,不能让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这样做既无益于皇上的圣德,也使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受到他的毁谤。”蔡邕最终冤死在狱中。
       王允最大的失策是他在处理董卓余部上的短视。凉州军是董卓的嫡系,在董卓死后,凉州军的统领李傕、郭汜上表请求宽赦。只要稍具全局眼光,王允就应该顺势安抚他们,这样做,可以为刚刚经历了动荡的东汉王朝赢得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然而,他不这样想,他认为,谁都可以赦免,唯独李傕、郭汜这样的董卓帮凶不可赦免。俗谚说,狗急了还会跳墙,何况李傕他们还有一支军队呢。结果,凉州军在李傕、郭汜的带领下走向反叛,很快杀入长安。
       在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吕布选择突围,临行前,他邀王允一起离开。这时,王允一贯刚烈的一面体现了出来,他拒绝外逃,要以死报国。他护着汉献帝,在无助中爬到宣平城楼上。当李傕、郭汜杀到城下,向汉献帝索要王允时,王允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主动地从城楼上走下来,走进叛军的魔爪。
       这个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人被处死了,时年56岁。他还被诛灭三族,包括长子王盖、次子王景。他独撑朝政仅仅才两个月,他死后,天下大乱。他可知道,这一乱,就是好几个世纪。谁能说,这跟王允的刚愎自用没有关系呢?
       《后汉书》提到,王允的孙子王黑后来被苟延残喘的汉室封为安乐亭侯,食邑三百户。这个王黑当初是怎么逃出魔掌的,不得而知,他本人的事迹如何,他的后人又如何,也一概无从考证。倒是王允兄长的儿子王晨、王凌,凭着叔父以死换来的高贵门庭大显于后世。
       王晨、王凌兄弟俩是在当初叔父被杀时偷着跑出长安城的。王晨的事迹不太显于后世。王凌后来投靠了曹操,颇有将才,屡次兴兵伐吴,在曹魏之时,官至太尉,可谓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有四个儿子,个个文武双全,小儿子王明山还是当时一个很有名望的书法家。那时,尚名之风已经开始,作为名士的先决条件,一定要有“祖上盛德”。有王允在前面的开山之功,王凌一家完全符合条件,而王凌一家也让太原王氏在曹魏的上流社会星光闪耀。
      可惜,这一次的闪光实在太短。曹魏末年,司马懿有代魏之心,忠于魏室的王凌举兵讨伐。他当然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很快兵败自杀。他的四个儿子,被司马懿全部处死,祁县王氏再遭惨烈的家难。自此,在两晋的舞台上,代表太原王氏登场的,轮到了此前一直山水不显的晋阳王氏。
  •   而且琅琊王氏也是在东晋王导抢了个政治投机才发迹的 只有南朝短短二三百年 人多并不能算什么 那是因为南朝皇帝多为寒人出身 当然要依靠有经济土地基础的豪族 太原王氏人物也凋零殆尽 比不得北方的崔卢李郑四族鼎甲 人物迭出 一直绵延到五代 荥阳郑,冈头卢,泽底李,士门崔,四姓皆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钑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注意看到没 银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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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尽享一百多年的黄金岁月之后,太原王氏人迎来的是一场场惨烈的家难)
      第三节从王昶祖孙到王述祖孙:门阀地位的兴盛和衰落
      
      
       在曹魏和西晋时期,以晋阳王氏出身的王昶、王浑、王济祖孙三人为代表,太原王氏正式确立为门阀士族。王昶在曹魏时素有文治武功,官至司空;王浑助西晋灭孙吴,统一全国,官至司徒;王济娶晋武帝之女常山公主为妻,奢华无度,超级贵族的生活排场全然显现。而到了东晋,门阀政治进入全盛时期,琅琊王氏是门阀政治的开创者,太原王氏则是门阀政治的终结者。这一时期太原王氏的代表是王述、王坦之、王国宝祖孙三代。但在太原王氏享尽荣华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三次灭顶式的家难。
      
      王昶、王浑累积盛德的时代
      
       晋阳王氏是由王霸的次子王咸开创的,自王咸之后,这支王氏好几代都默默无闻,直到东汉末年的王昶出现,才开始贵显于世。
       王昶,字文舒,生年不详,从《晋书·王昶传》中可知,他与王允的侄儿王凌关系密切,尊王凌为兄长,由此大致可判断他出生在东汉末年。根据《古今姓氏书辩证》的记载,从王霸至王昶之间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
      王霸→王咸→王甲→王甫→王畟→王憬→王泽→王昶
      这说明,王昶是王霸的第八世孙,这个传承关系跟王允是王霸的第七世孙很吻合。王凌、王昶互称兄弟,看来是有谱系根据的,并非因为只是同乡就随意拉个关系。
       其实,王昶的父亲王泽在东汉末年就开始有一定名望了,他曾做过太原郡以北的雁门郡太守,是第一个见于史传的晋阳王氏人。王昶与王凌共同侍奉于曹魏,王凌官至太尉,王昶官至司空,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兄弟俩应该免不了互相提携,从而共同抬高太原王氏的声威。
       但王昶家族与王凌家族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如前一节所述,王凌忠心事魏,他不能容忍司马懿的不臣之心,起兵讨伐,结果招致满门抄斩,祁县王氏的影响从此一落千丈,它的再度抬头,要等到几百年以后了。而王昶,虽然从史料中看不出他跟司马氏家族是否走得很近,但他本人是得以善终的,他死于公元256年,这时,距离西晋建立还有整整九年时间。西晋后,他的子孙成为司马氏政权的红人,晋阳王氏,或者说,以晋阳王氏为代表的太原王氏正式进入士族阶层,开始它的第一个黄金岁月。
       形象地说,王昶和他的儿子王浑做官一辈子,四处征战,主要还是在为太原王氏的兴盛开山辟路,积累盛德。王昶早年是曹丕的文学侍从,帮曹丕做一些文字起草工作。曹丕当皇帝后,他被任命为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后来又到徐州、荆州、豫州等地方担任军职,直至担任征南大将军,晚年再回朝廷担任司空。
       公元250年,他在掌管荆州、豫州等与孙吴接壤的重要地带的军事时,探听到进入老年的吴国皇帝孙权,其内部正在为继承权的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他乘机率领五路大军,直取孙吴的江陵,结果大获全胜。王昶的这次征吴行动,虽然未能从根, 本上动摇孙吴政权,但却为他的儿子王浑在若干年后完成灭吴大计开了个好头。
       王昶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在治国理政方面所提出的新思想。他曾经写过《治论》一书,主张恢复以儒治国,这跟曹操一贯提倡的“唯才是举”思想颇有不同。他强调,为官者要弃绝浮华,贵族子弟应进入太学读书,他尤其提出,要以考试制度来选官任人。这一新思想很值得玩味,我们知道,魏晋时代,最讲究的就是门第,一个人能不能当官,关键要看名士的品评,名士一旦开口,说你这个人了不得,那你未来就肯定前途无量。事实上,王昶的后代子孙,无不是这种品评风气的受益者。在魏晋之风盛行的早期,王昶的这些主张太超前了,他的主张要等到门阀政治衰落之后,由杨坚建立的隋朝来实施,这就是科举取仕的诞生。有意思的是,王昶的言行一点也不妨碍他仍然是在为他的家族位登名门奠基。
       王昶还是一个特别讲究个人修养的人,他写过一篇《诫子训》,专门教育他的子侄们如何做人。他说:“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他要孩子们去浮华,远声名,切不可毁誉他人,而他人毁誉自己,则深刻反省自己。他曾特意给他哥哥的两个儿子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字,这四个孩子,一个叫王默,字处静;一个叫王沈,字处道;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这些名字,无不含有注重内在修为的味道。王昶的训子之道,即使在今天,也值得很多人学习;但在那个时代,他的话未必显得挺合适,他的子孙们也未必按他所说的去做。
       王昶总共有四个儿子:王浑、王深、王沦、王湛。这其中,作为长子的王浑,继承了父亲的衣钵。王浑生于公元223年,卒于公元297年,他承袭了父亲京陵侯的爵位,在魏晋的舞台上,是一位晓勇异常的将军。当年他父亲担任过军职的地方,他几乎又全部经历了一遍,他的军职最高被封到征东大将军,与王昶当年的征南大将军同样威风。而从实际的军功来看,他应该远超其父。
       王浑在曹魏时,就已经立下了不少战功。公元265年,司马懿之孙司马炎代魏建晋,王浑应该是很平安地就过渡到了新朝。他辅佐司马炎、司马衷两代君主,最显著的功劳就是助晋灭掉孙吴,统一全国,暂时结束自东汉末年以来将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局面。
       自西晋建立之初,王浑就开始了伐吴的征程,他先后在徐州、豫州、扬州任上与吴军交锋。公元280年,为大举伐吴之年,他派多路人马同时进攻,几番较量,吴军大败,吴国末帝孙皓慌忙递上投降书。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按说,孙皓向王浑递上了投降书,就意味着吴国灭亡了,到时世人论及灭吴的首功,那当然是王浑。但是,在接到投降书之后,王浑未再乘胜攻击,倒是他的一个名叫王浚的部下,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这个人居然不揣测主帅的意图,只顾自己一路狂追,一直追到吴国都城石头城(今南京)下,还在城里举行了孙皓的受降仪式。王浚的行为,让王浑觉得非常不爽,这不明明是在抢我主帅的头功吗?为此,他多次上奏朝廷,列举王浚的种种罪状。那些王公大臣们知道这件事后,都纷纷取笑,令人恼火的是,他们取笑的不是王浚,而是王浑,说这个大帅太小肚鸡肠了。好在晋武帝司马炎是看得清楚的,他下诏大力表彰王浑的不世之功,进封他的京陵侯为京陵郡公,食邑八千户。
       西晋统一全国后,王浑即弃武从文,上调为京官,担任尚书左仆射。之后,他又担任过司徒。晋惠帝司马衷时,有一次,朝廷想让他掌管军队,他说,司徒是文职,文职不能带兵。这个戎马生涯大半辈子的人,居然并不恋栈唾手可得的军权,时人很是赞美他的自谦和识大体。由此可见,一个历史人物被人取笑,或被人赞扬,那都是有一定根由的,作为历史本身,它绝不会误会任何一个人。
       经过王昶、王浑的两代铺垫,下面,该轮到王浑的儿子王济出场了。
      
      王济的奢靡生活
      
       王浑有两个儿子,长子早夭,次子叫王济,字武子,生卒年不详。《晋书》中对王济作了一番这样的描绘,说他“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好弓马,勇力绝人”,这是一个从少年时代起就显露出逼人才气的人,他长得风度翩翩,气质非凡,好骑善射,勇武过人。《晋书》中还提到,他对《易经》、《老子》、《庄子》吃得很透,谈玄论道是把好手,文章也写得妙笔生花。这样一个文武全才的美男子,在当时当然是名重一时。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侧面得到印证。有一次,王浑和他的妻子在家里闲坐聊天,王济正好从面前走过。看到儿子远去的身影,王浑美滋滋地对妻子说:“我们能生出这样一个儿子,这一生该知足啦!”一般这样夸儿子的,多半是母亲,没想到作为父亲的王浑竟然也如此的情不自禁。
       王济年纪轻轻就娶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为妻,不过这个常山公主是个盲女,她能嫁给王济,也真是应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这句俗话。司马炎对这位乘龙快婿十分看重,提拔他的速度非常快,20岁任中书郎、不久升骁骑将军、侍中,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当时,朝廷中有叫孔恂、王恂和杨济的三个人,与王济同为侍中,司马炎自豪地说:“我的身边可谓是恂恂济济啊!”双关语的意思是,他的手下人才济济。
       司马炎的亲弟弟司马攸很有才干,司马炎的太子司马衷却是个弱智。为了防止弟弟将来夺了儿子的皇位,司马炎决定把司马攸贬出京城。这件事让很多朝臣感到担忧,劝谏也不顶用。王济也在担忧,他就想出一个主意,让他的盲妻拉上一个公主姐姐,一起到司马炎的面前去哭求,要父皇留下司马攸。司马炎自知是王济的主意,他勃然大怒,说:“外迁弟弟是我的家事,我还没死呢,你王济就打发妇人来哭了!”结果,王济被贬了官,降为国子祭酒,去主管学校教育工作。
       从履历来看,王济既担任过文职,也担任过军职,死后还被追赠为骠骑将军。他本人文武双全,担任不同领域的职务,也在清理之中。但是,从他做过的事情来看,他似乎没上过一天战场;在政府部门任职,除了冒险为司马攸说情之外,便再没有其他可以值得称道的表现了。他被后世人记住的,倒是一桩桩如何摆阔气、讲排场的事迹,他的卓异才干完全淹没在士族子弟的奢靡生活中。
       作为帝都的洛阳,当时的房地产业大概就像今天的北京一样,地皮贵得令人乍舌。但对王济来说,这根本不算回事,他买了一大块土地,用围墙围成一个跑马场,四周的沟壑,他全部用当时的金属货币来装饰,被人们称为“金沟”。
       王恺是司马炎的舅舅,他因与石崇斗富而留名后世。有一次,王济也公然向这个家伙挑战。王恺有一头牛,号称“八百里驳”,一天能跑八百里,他把这头牛的角和蹄子装饰得银光闪亮。王济知道后,就拿出一千万钱来与王恺打赌比箭。他摆迷魂阵,说:我的箭法不行,如果我输了,就给你一千万,你输了,就把这头牛给我。王恺很自信,让王济先射,结果王济一箭直中靶心。他得意洋洋地躺到胡床上,吩咐手下人赶快取牛心过来。不一会,一盘牛心上来了,他只尝了一块,就弃之而去。
       可能王济与他的盲公主老婆关系不甚融洽,两个人一直都没有生下孩子,但对待岳父皇帝,他可不敢怠慢。一次,晋武帝光临小婿家做客,王济设宴款待,周围几百美女陪侍,所有的食物都用当时最昂贵的琉璃器皿装盛。司马炎吃到一道蒸乳猪的菜,觉得味道实在鲜美,就问,这是怎么做的。王济回答,这乳猪是用人奶喂出来的。司马炎听了,吓了一跳,他知道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糖水洗锅子,没想到这个小婿的奢侈程度更上层楼!大概皇帝觉得实在太过分,饭没吃到一半,就离开了。
       王济等人的生活状态绝不是个案,而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普遍现象,他代表了当时太原王氏在西晋上流社会的整体生活风貌。据考证,西晋一朝,太原王氏担任太守以上官职的人数,多达12人,可谓盛极一时。作为一个家族,太原王氏当然希望这样的好风光一代代传承下去。不过,根据优生学的原则,这样的传承很难由一个单线的支脉来完成,当一个支脉走向沉落,另一个支脉就会升起。这样,到了东晋,我们看到,贵显的太原王氏,就不再是王浑的后代,而是王浑弟弟王湛的后代了。
      
      3、王述、王坦之、王国宝的门阀生涯
      
       王湛是王昶的第四子、王浑的异母弟,曾官至汝南太守。这个王湛,可能是个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人,年少时不仅外人、就连他的同宗兄弟都误以为他是个痴人。作为侄儿,王济就一度很看不起他的这个叔父,直到有一天,他在叔父的床头看到一本《周易》,又听叔父剖析玄理,才恍然大悟,原来王湛才是真名士!谈玄学,是当时士族阶层的时髦风气,事实上,王家由儒入玄,就是从王湛、王济叔侄俩开始的。
       史书说,王湛鼻子很大,谓之“齄(zhā)鼻”,就是俗话所说的酒糟鼻。可别小看了这个酒糟鼻,在王湛这一支发达后,这个特征成为贵种的象征,而在连遭灭顶家难后,“齄鼻”更是成为太原王氏重新崛起的救命符。由王湛起始,到他的四世孙王国宝一辈,“齄鼻”一支的传承关系是这样的
       王湛→王承→王述→王坦之→│→王国宝
      王国宝有四兄弟,依次是王恺(此王恺非“斗富”王恺)、王愉、王沈。
      在这里,王湛的儿子王承起了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西晋末年,王承与琅琊王氏的王导一起,跟随司马睿南渡建康(今南京),从而把太原王氏带入东晋。在东晋103年的偏安政权中,王承之下,以王述、王坦之、王国宝祖孙为代表,太原王氏开始了它的第二个黄金岁月。
       王承南渡后,虽然拥立有功,但他还未发达就去世了。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时代,门阀势力的代表长期把持宰相的职位,其实权与皇权相当、有时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门阀政治的开创者是琅琊王氏,其代表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导。在他之后,先后登台的是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最后登场的是太原王氏。就太原王氏来说,王述、王坦之两代主要为登台作铺垫,而王国宝和他的兄弟们则是舞台上的演员。
       王述(公元303年-368年),字怀祖,他像他的祖父王湛一样,是一个含而不露的人,当时很多人也把他看成一个痴人。由于父亲死得早,他很小就成了孤儿,一直侍奉在母亲身边,以致到了而立之年还没有任何名气。但王导很看好他,不断提拔他,使他由县令而迁太守、刺史、散骑常侍等职,最后达到尚书令这样副宰相的位子。
       王述性格鲜明,凡事绝不人云亦云。王导当时的威望够崇高的了,连皇帝都尊他为“仲父”,每当王导发言,聆听的人无不连声赞美。王述是个晚辈,在仕途上又得到王导的提携,但他却不附和王导,还正色地说:“人非尧舜,怎么可能每句话都说得对呢!”好在王导听了并不反感,相反还很欣赏他的与众不同。
       王述还是个当仁不让的人,每当朝廷授他新的官衔,他从不推迟。他的儿子王坦之就说:“谦让一下不好吗?谦让是美德呀。”王述回答:“难道你认为我不能胜任吗?能胜任为什么要虚情假意地去谦让呢?别人说你会强过我,我看你是比不上我。”
       尽管王述行事有过人之处,但他骨子里却充满老贵族的习气。那应该是在他的老年了,桓温与王坦之拉亲家,要王坦之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桓温是靠军事起家的,北伐有功,当时已经是大司马,权倾朝野,还是王坦之的顶头上司。王坦之能与他联姻,本是一桩美事,但当王坦之向父亲禀告时,王述勃然大怒,说:“你发痴呆症了吗?你丢不下桓温的面子,难道就要把女儿嫁进武夫之家?”他居然瞧不起桓温,其实他不想想,他的上三辈,不也是靠军功起家的吗?
       比较起来,王坦之(330年——375年,字文度)确实没有他父亲那样有性格,但他对晋室很忠心,做官做到中书令。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与谢安共同抑制桓温,以保司马氏政权得以延续。桓温当宰相时,曾散布谣言,说皇帝司马奕阳痿,他的几个儿子全是后宫偷人生的,以此为借口,废掉了司马奕,立他的叔叔司马昱为皇帝。司马昱当时五十多岁了,做梦都没想到还能当皇帝,可惜在位不到两年就死了。这时,桓温认为改朝换代的时机到了,皇帝位该轮到桓家了。关键时刻,谢安与王坦之等人精心策划,他们趁桓温不在朝廷之际,立司马昱的长子司马曜为皇帝,这就是孝武帝。桓温不久在郁闷中死去。
       孝武帝前期,谢安取代桓温成为宰相,历史进入“谢与马,共天下”的时代。谢安把女儿嫁给王坦之的第三子王国宝,但是这位宰相岳丈却对这个女婿十分厌恶,想方设法压制王国宝在官场的发展。过了几年,王坦之、谢安相继去世,取代宰相位置的,不再是异姓人,而是孝武帝的弟弟司马道子,这样皇权与相权就全部回归于司马氏。
       直到这个时候,王国宝(?——397年)才抬起头来,太原王氏取代其他门阀,成为晋末舞台上的明星。但相比于前几代门阀,王国宝始终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他从未登上宰相的位子以与皇帝分权,而只能依附于司马道子,借助司马道子的相权来扩展太原王氏的影响。与前几代门阀都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相比,太原王氏明显要逊色一筹。
       王国宝是凭借他的从妹嫁给司马道子做妃子而与后者拉上紧密关系的,在司马道子手里,他最高做到尚书左仆射的官位,掌握朝廷的人事权和卫队的军权,他的几个亲兄弟和从兄弟也得以官居要职。
       为什么当初谢安连自己的这位女婿都看不上呢?原来,王国宝虽然长得是一副美男子的样子,“齄鼻”的特征也很明显,但他全然没有了祖上的那种才气和锐气,他是一个趋炎附势、溜须拍马而又外强中干的人,所以谢安很厌恶他。但谢安压制得了一时,却压制不了一世,他一死,王国宝的好日子就来了。史书形容他在官场上“纳贿穷奢,不知极纪”,后庭的妻妾歌妓,成百上千,奇珍异玩,塞满家室。
       从历史的角度看,王国宝的做派,不仅是他的个性使然,也是门阀士族走向没落的必然反映。他哪里知道,在享受了十多年的豪奢之后,不测风云来临了。
      
      4、王国宝和太原王氏的灭顶家难
      
       太原王氏的厄运,是从他们的内部争斗开始的。
       孝武帝司马曜于公元372年至公元396年在位,在他的后期,他的弟弟司马道子做宰相,这意味着异姓人与司马氏共天下的历史结束了。但是,亲兄弟却不见得是一条心,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孝武帝与司马道子之间的权力斗争不断公开化,以致到后来形成两个派别,即帝党和相党。
       相党的代表是司马道子和王国宝以及他的一干兄弟们,如前所述,他们走到一块,维系的纽带是王国宝的从妹,司马道子娶她为妃。帝党的代表是孝武帝和王恭,维系的纽带则是王恭的妹妹,孝武帝娶她做皇后。
       王恭(?-398年),字孝伯,这个人需要特别做个介绍,他也是出自太原王氏,不过不是出自王昶这一支,而是出自王昶哥哥那一支。显然,王恭的祖上比不上王国宝祖上的“五世盛德”,但他们也一直居于士族之列而不坠。史书形容王恭长得“濯濯如春月柳”,是比王国宝长得更美的美男子。年轻时,他曾身被鹤氅(chǎng)裘,涉雪而行,被当时的名士目为“神仙中人”。
       为了削弱司马道子对重要州郡的控制,孝武帝任命王恭担任青州、兖州两州的刺史,坐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掌握北府兵的军权。北府兵是谢玄在淝水之战中锻炼出来的一支军队,骁勇善战,长期驻扎在京口,因京口当时又名北府,故有“北府兵”之名。北府兵中最著名的将领叫刘牢之,这个人将决定王恭的命运。
       帝党与相党之间的矛盾因为孝武帝的暴死而发生转折。公元396年,好色的孝武帝与他的张贵人开了句玩笑,说她年龄大了,应该要立新人做贵人了。结果,张贵人当夜串通几个宫女,用被子将孝武帝捂死。孝武帝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德宗即位,是谓晋安帝。晋安帝是中国历史上最白痴的一个皇帝,白痴到连话都不会说,连冷暖都不自知。这样的皇帝当任,司马道子的权势当然是越来越重,王国宝也跟着气焰熏天。没了孝武帝作后台,现在,司马道子要来收拾王恭了,他要削夺王恭的兵权。
       说句实话,王恭对晋室还是有着一片忠心的,他不满司马道子的专权,更痛恨王国宝的贪腐。司马道子要拿他开刀,他避其锋芒,把矛头对准王国宝。在孝武帝死后半年,他以清君侧的名义,在京口起兵,历数王国宝的罪状,进逼建康。
       在大军压镇下,王国宝的懦弱无能表现了出来。他变得六神无主,先是想挟持皇帝以自保,接着又妄图以辞职来达到息兵的目的。辞了职没有一会儿,又马上后悔,想重新捡起兵权。这个时候,司马道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决定大开杀戒,他赐死王国宝,斩杀王国宝的从兄弟王绪,以此换来王恭的退兵。太原王氏的第一次家难在太原王氏自己人的追逼下发生。
       王恭退兵了,但相党的势力并未削弱,司马道子旋即任命王国宝的二哥王愉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统领江州、豫州兵权,以拱卫建康。公元398年,王恭联合荆州的桓玄等几支力量,再度起兵,这次的矛头对准的是王愉。
       在这次起兵中,王恭与生俱来的贵族心理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显现了。他本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军事才能,在战场上,依靠的是刘牢之,可是,他又看不起刘牢之的行伍出身,不愿从感情上进行笼络。结果,刘牢之半路倒戈,生擒王恭,交给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下令在建康城外处死他,同时处死的还有他的五个儿子和兄弟子侄。据说,这位东晋名士临死时,自理须鬓,诵吟佛经,泰然自若,可谓不辱而死。这是太原王氏的第二次家难。
       王恭死后,地方势力重新洗牌,桓玄脱颖而出。桓玄是桓温的儿子,军事才干酷似乃父。他不仅完成了对司马道子的讨伐,还于公元403年底取代白痴皇帝,建立桓楚政权,圆了当年他的父亲想当皇帝而不得的梦。
       桓玄称帝后,对于相党成员,唯一留用的是王愉,任命王愉为尚书仆射。王愉之所以有此待遇,是因为他是桓温的女婿、桓玄的妹夫。
       但这次留用,并不是好消息,桓楚政权仅仅存在了三个月,即被从北府兵中崛起的军事奇才刘裕所灭,桓氏家族全部被杀尽,晋室重新被抬出。相对于刘牢之,刘裕的出身更加低微,大概又是贵族心理作崇,王愉曾经轻侮过刘裕。刘裕一朝当权,王愉自知没有好果子吃,他不自量力,密谋反叛,还未动手,事已败露。刘裕下手极恨,他诛灭了王愉一族十几口人。由于王恺、王忱早死,至此,王国宝四兄弟连同他们的家族全部覆灭。
       东晋政权在刘裕的卵翼下苟延残喘了十多年,公元420年,他顺理成章地取代司马氏,建立刘宋政权,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自刘裕之后,整个南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再也不见太原晋阳王氏的身影。
  •   (从南朝到北朝,一个人托起一个家族的振兴和传奇)
      第四节王慧龙支的崛起:二百年位列天下五大望族
      
      
       王慧龙,生于公元390年,卒于公元440年。在太原王氏遭遇灭顶家难之后,他以王愉之孙的名义逃至北魏,从而把太原王氏的火种嫁接到北魏的高门士族之列。到他的孙子王琼时期,孝文帝“分定姓族”,太原王氏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一起入选“四姓”;不久,陇西李氏也加入进来,共同形成天下五大望族。自北魏至唐高宗的二百年间,太原王氏的不坠声誉为这个姓族的发展提供了沃土。而之所以直到今天一直有“天下王氏出太原”之说,这跟具有二千年发展史的太原王氏的吸纳力不无关系。
      
      1、王慧龙的真假身世
      
       经史家考证,王慧龙大约是在公元417年前后逃到北魏的,得见北魏明元帝拓跋嗣。他流涕痛陈,自述自己是王愉之孙、王缉之子,在404年的那次惨烈家难中,他的曾做过散骑侍郎的父亲王缉与祖父一起被杀,他本人在沙门僧彬的救助下,得以逃脱,几经辗转,来到北魏。他请求明元帝能让他带兵“效力南讨”,以雪前耻。
       明元帝很同情他的遭遇,但并未授予他实权。倒是当时位至宰相的崔浩十分看重他的太原王氏出身,在崔浩的主持下,崔浩弟崔恬把女儿嫁给了王慧龙,从而使得这个仅有“羁旅南人”身份的太原王氏之后,得以将根脉嫁接到北魏的上流士族社会。
       不巧的是,在王慧龙之后,一个叫鲁轨的南朝人也来到了北魏,他指出王慧龙不是太原王氏的子孙,而是王家的家奴,是僧彬与王家奴婢的私生子,僧彬之所以肯舍命相救,原因就在这。这一下,整个北魏上层都炸开了锅,王慧龙也无以辩白。好在崔浩出来打圆场,他的理由是,王慧龙的鼻子很大,这正是太原王氏家族中闻名于世的“齄鼻”。他在多种场合宣讲,“齄鼻”正是“贵种”的象征。崔浩这样说,除了基于“齄鼻”的本身事实外,他还要维护王家、尤其是崔家的颜面。毕竟崔家之女已经嫁入王家。
       那么王慧龙究竟是货真价实,还是假冒伪劣呢?今天,已经很难从史料实证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了,我们只能作些正反两方面的猜想。说他是假冒,原因有两点:一是有鲁轨的揭发,二是他本人北奔时未带任何可资证明的信物,唯一依靠的就是那个“齄鼻”。
       我们再来看《魏书》的记载。《魏书》中提到,王愉崇佛,僧人跟他来往密切,僧彬算是他家的座上客。王家被满门抄斩时,王慧龙才14岁。他在僧彬的帮助下逃出魔掌后,即西上江陵,投奔叔父王忱在荆州担任刺史时的部下习辟疆。经过习辟疆的联络,几支力量聚拢起来,共推王慧龙为盟主,准备袭击江陵。事泄后,僧彬等人又护卫王慧龙北投襄阳刺史鲁宗之。这个鲁宗之就是鲁轨的父亲,应该就是在这时,王慧龙与鲁轨打了个照面。在鲁宗之的资助下,王慧龙到了后秦,公元417年,刘裕举兵灭掉后秦,王慧龙随后才进入北魏。
       从以上过程来看,说王慧龙系假冒,至少有以下几个疑点:
       第一,凭着僧彬与王愉的关系,这个和尚出力帮助王家留下一脉,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一种义举,而并非需要王慧龙是其私生子。
       第二,如果说王慧龙是私生子,那么鲁轨怎么会知道真相呢?鲁轨知道,那么其父鲁宗之也应该知道,习辟疆等人同样也该知道,这些人都知道,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先拥立王慧龙为盟主,后资助他出逃的情况呢?
       第三,如果只不过是王家的一个家奴,王慧龙在早期就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五世盛德”的家族气质和底气,他装得了一时,装不了一世。他曾写过《国典》十八篇,专门论述帝王制度,这足见他的文才。在北魏任职,虽屡经沉浮,但他布衣素食,不参加任何吉庆之事,还撰《伍子胥文》,以提醒自己不忘“鞭尸吴市,戮坟江阴”之志。他死后,要求葬于南北对峙的前沿地带,也多少反映了这种至死不渝的复仇心态。
       当然,仅凭这些,还是不足以判断他的王家身份的。其实,对于历史来说,他的身世究竟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他让太原王氏重新崛起于北朝。
      
      2、三代单传下的重振家声
      
       太原晋阳王氏本起于晋阳,自王承追随司马睿渡江,至王慧龙只身北归,前后已经一百多年了。当时北魏的首都在代北(今大同),王慧龙的主要活动范围应该就是在他的祖兴之地。然而,此时他的境遇只不过是个“羁旅南人”,士族身份无可确证,于北魏又无尺寸之功,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直到明元帝末期,他才被征用为洛阳镇将,统领三千士兵。可是不到十多天,明元帝就死了,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太武帝认为,南人是不可以委任带兵打仗之职的,王慧龙的镇将被取消。不仅如此,南方刘宋政权建立后,刘裕之子刘义隆还曾派刺客来刺杀他。连立身存世都遇到了危机,王慧龙哪里还谈得上去实现挖刘家坟墓、鞭刘裕尸首的愿望呢?
       直到若干年后,在王慧龙的一再申请之下,太武帝才任命他为南蛮校尉、安南大将军左长史的职务,开始掌握兵权。公元430年,王慧龙与自称是太原祁县王氏王允之后的刘宋将领王玄谟在中原展开大战,结果取得大捷。战后,被封为长社侯,龙骧将军、荣阳太守。在荥阳太守任上,他不仅继续取得武功,成为刘宋北犯的劲敌,在农战备修方面也颇有治绩。这样,虽然历经坎坷,在北朝,他总算获得了足以为当世人称道的功业。
       要巩固自家的地位,联姻世家大族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王慧龙本人与崔氏女结婚,迈出了重振家门的第一步。他生了一儿一女,儿子王宝兴娶卢遐之女,女儿嫁李宝之子李承。这样,仅以二代三人之族,王家既已与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建立了紧密的姻亲关系。王宝兴也只生了一个儿子,叫王琼。王家三世单传,直到王琼生下四个儿子,分别叫, 王尊业、王广业、王延业、王季和,王家的人丁才开始兴旺起来。以如此单鲜之势,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至少在王琼的手里,太原王氏已经获得与崔、卢、郑、李等平起平坐的的士族地位。
       在三代单传的过程中,王氏的家风也在悄悄发生转化。东晋士族盛行玄学,太原王氏也不例外,几代王家子弟都放任旷达,风流恣肆。而北方士族重儒学,尚礼法,王慧龙到了北魏,他既没有先祖们的那种闲适心情,更主要的还是要融入新环境的生活圈子中去。史载他“布衣蔬食,不参吉事”,从内心看,是为了不忘家仇,而外人则认为这是“古之遗孝”。王慧龙去世后,王宝兴对母亲极尽孝道。后来,崔浩因得罪太武帝被处死,卢家也受到牵连,王宝兴卖掉家产,来赎卢遐的妻子、也就是他岳母的命,被人称为义举。王琼虽然没有留下值得被人称道的品行,但当时有人评价他“东海之风,于兹坠矣”,意思是,先祖的那种风貌,到他这里已经完全消失了。到太武帝的儿子孝明帝之时,王琼的儿子王建业、王延业亲自为天子讲《孝经》,成为一件引以为荣的事情。一种崭新的以忠孝传家、礼义济世的门风在这支太原王氏中慢慢形成。
       而真正让太原王氏在法理上成为头等士族的,始于孝文帝时的“分定姓族”,太原王氏被正式列为“四姓”之一。
      
      3、被编入“四姓”的过程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致力于汉化改革的一代英主,他分定姓族,从法理上确定头等士族的地位,是巩固以拓拔皇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利益的重要举措。
       根据史料推测,孝文帝分定姓族大概是在公元495年,这时,鲜卑贵族的多音节姓氏大都改为了汉姓。他首先确立鲜卑贵族中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八姓为一等士族,然后,对汉人姓氏也进行等级划分,分成甲乙丙丁四等,居于甲等的为最高门,总共有四个姓氏入选,谓之“四姓”。这“四姓”分别是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孝文帝还分别纳这四家之女为妃子,从法理和婚姻上确立“四姓”至尊的士族地位。作为王家,王琼荣幸地将他的女儿送入皇宫。
       孝文帝确定“四姓”的标准是什么呢?主要有两条:第一,有显赫的魏晋“世资”,即祖上在曹魏和西晋时期有着高贵的门第,且世代贵显;第二,在当朝拥有足够的官爵和权势。从这两个条件来看,卢、崔、郑三家是铁定具备的,唯有太原王氏显得有点不确定。在魏晋时期,太原王氏的显赫毋庸置疑,但王琼祖上的太原王氏身份,即使在隔了六七十年之后,还在被人质疑,且王琼的官职最高也就只做到并州刺史,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处在沉滞状态。
       那么,太原王氏为什么又最终入选了呢?这里,来自陇西李氏的李冲为太原王氏帮了大忙。李冲是李宝的儿子,与王慧龙之女的丈夫李承是亲兄弟。李冲家族出自西凉国主李暠之后。在孝文帝时期,由于活动能力极强,李冲备受宠信,官至尚书仆射,他的兄弟们也都在朝廷内外担任要职。李冲还特别注重与世家大族拉好关系,使得李家与崔、卢、郑、王等家都有联姻。尤其与王家,自王慧龙后,他们有着累世婚姻。出于共同提携的目的,李冲在孝文帝面前极力推崇王家,史料中甚至使用了“吹嘘”两个字来形容。就在李冲的“吹嘘”作用下,以王琼为代表的太原王氏进入了“四姓”之列,不过,从排序上来看,它不得不忝居豹尾。
       有趣的是,李冲为太原王氏的入选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不能让自己的陇西李氏入选。要论权势,李家在当朝的影响,即使卢、崔两家都不能比,只可惜他们没有魏晋“世资”,先天的不足导致他们在这场竞争中出局。但李冲的活动能力实在太强了,他最终说服孝武帝纳自己的女儿为妃,使陇西李氏获得了与“四姓”并列的特殊礼遇和地位。从此,卢、崔、郑、王、李成为天下五大望族,
       “四姓”的确立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在北朝,他们获得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尊崇,能够很轻易地掌握来自中枢的权力。他们不与低等姓氏通婚,只在“四姓”内部和皇族之间通婚,形成一个坚固的利益联合体,这个联合体被史家称为“山东士族”。所谓事有两面,山东士族到了唐代,实际上在政治领域已经不具备任何的优势了,但他们还依然抱残守缺,自视甚高。
       山东士族内部也有区别,像太原王氏,尽管它拥有世资、门风和声望,但由于它有一个由北而南、再由南而北的曲折经历,与世代居住在晋阳的太原王氏又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在北朝的一百多年里,它始终未能建立起足以依靠的社会根基和宗族势力,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也很是有限。而与之相反,陇西李氏的作用却越来越大,到后来,李姓与王姓在“四姓”中的排序掉了个个儿,变成“四姓”是指“卢、崔、郑、李”,王姓在旁边陪座的格局。《唐国史补》中有一句话:“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之为汲镂王家,誉银质而金饰也。”由此可以看出,太原王氏虽然还依然美得像“银”像“金”一样,“四姓”争着与它拉关系,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四姓”的装饰品。
      
      4、二百年和二千年
      
       自北魏时期到唐朝唐高宗时期,太原王氏以天下望族的身份平稳地发展了两百年,虽然望族身份的获得是由王慧龙这一支来完成的,但享用却是整个的太原王氏人。
       南北朝时期,除了王慧龙一支,陆续还有其他六支声称是太原王氏的后裔,并在历史上留下足迹。这六支,分别为南朝三支、北朝三支,他们大多说自己是太原祁县王氏王允的子孙,使得祁县王氏在消失了近两个世纪后又重新冒了出来。
       在南朝的三支分别是:
       王玄谟支,王玄谟就是曾经与王慧龙大战中原的刘宋车骑将军,经考证,他虽然不是王允的直系后裔,但有可能是王允的近宗,算是真正的祁县王氏。
       王懿支,王懿也为刘宋将领,曾任镇北大将军,他也自言是王允之后,究系如何,无以考证。
       王神念支,王神念是梁朝的右卫将军,《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古今姓氏书辨证》都认为他是太原王氏开基祖王霸之后。而今人姚薇元却在他的《北朝胡姓考》中指认王神念是假冒太原名望,实际上是乌桓族出身,理由是王神念的父亲冏曾在北魏任乌丸校尉,称乌丸王氏,直到王神念投奔梁朝以后,才改称太原王氏。
       在北朝的三支分别是:
       王思政支,王思政是西魏大将军,赐爵太原郡公,也许这个爵位让他在声言自己是王允之后时颇有几分底气,事实上他来自高句丽。
       王轨支,王轨是北周时期的徐州总管,这是又一个王允的冒牌子孙,他的先祖出自乌桓族。
       王庆支,这个王庆,从北周入隋,是隋朝的上柱国之一,封平昌郡公,究竟是不是祁县王氏,已经无法证明。
       虽然这些支派中,免不了会有冒牌之嫌,但他们与王慧龙支一起,壮大了太原王氏的声威,
       由于“四姓”耻于与其他姓氏通婚,到了唐代,唐太宗曾经想通过编修《氏族志》,来促使他们能够与新兴的皇族和贵族通婚,结果愿望没有达成。到了唐高宗手里,唐高宗就不吃这一套了,他下令禁止在山东士族之间互为婚姻。这一条命令着实厉害,它让山东士族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实际地位,从而使他们的联合体走向瓦解。
       从此以后,士族阶层退出历史舞台,士族意识也慢慢从士族子孙们的脑海里消失。作为“四姓”之一,王姓开始回归到普通姓氏的行列里,王姓人必须和其他人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才能获得高位和厚禄。历史地来看,正是这一次的回归,让王姓人走向了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
       自从公元前后太原人王霸开基,一直到今天,太原王氏走过了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两千年来,太原王氏人已经遍布全国,乃至全球各个地方。两千年里,流传出来一句话,叫做“天下王氏出太原”。据说这句话是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为了笼络王姓人才喊出来的,但也有可能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慢慢形成的。
       理解起来,这句话有两层含义:
       第一,说明绝大多数王姓人都尊太子晋为立姓始祖。传统意义上,认为太子晋死后葬在太原,因此他的子孙是从太原开始繁衍的。现在,这种说法遭到不少人的质疑,太子晋生前的活动地点在洛阳,他死后不可能远葬太原。尽管如此,大多数王姓人并不否认自己是太子晋的后裔,从这个角度看,“天下王氏出太原”这句话的实质含义并没有发生改变。
      第二,太原王氏两百年间位列天下五大望族的地位,形成了一种极强的吸纳力。应该承认,这种法理化的贵族地位是很能够感召人的,这是很多冒牌太原王氏支系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样,这也造成了很多其他王姓郡望的人愿意归属到太原王氏中来。当越来越多的王姓人自称是太原王氏时,自然而然地,“天下王氏出太原”这句话就流行开来了。

     自从公元前后太原人王霸开基,一直到今天,太原王氏走过了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两千年来,太原王氏人已经遍布全国,乃至全球各个地方。两千年里,流传出来一句话,叫做“天下王氏出太原”。据说这句话是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时,为了笼络王姓人才喊出来的,但也有可能是在历史的长河里慢慢形成的。
       理解起来,这句话有两层含义:
       第一,说明绝大多数王姓人都尊太子晋为立姓始祖。传统意义上,认为太子晋死后葬在太原,因此他的子孙是从太原开始繁衍的。现在,这种说法遭到不少人的质疑,太子晋生前的活动地点在洛阳,他死后不可能远葬太原。尽管如此,大多数王姓人并不否认自己是太子晋的后裔,从这个角度看,“天下王氏出太原”这句话的实质含义并没有发生改变。
       第二,太原王氏两百年间位列天下五大望族的地位,形成了一种极强的吸纳力。应该承认,这种法理化的贵族地位是很能够感召人的,这是很多冒牌太原王氏支系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样,这也造成了很多其他王姓郡望的人愿意归属到太原王氏中来。当越来越多的王姓人自称是太原王氏时,自然而然地,“天下王氏出太原”这句话就流行开来了。
       当今,有一些王姓人在否定这一句话,否定自有他们否定的道理,但只要不从字面上去理解这句话,其实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的。这就像李姓中流传着“天下李氏出陇西”一样,其实,李姓哪里仅仅是出自于陇西呢?只不过是因为李唐王室把他们的祖先上溯到陇西,才使得陇西李氏的地位骤然上升,但正是“天下李氏出陇西”这句话,折射出了李姓人的一段无上荣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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